東漢末年的桓、靈二帝時期,是典型的政治黑暗吏治腐敗的年代聲名顯赫一時的十二常侍,作為一個與外成交替專權的宦官勢力集團,扮演了貪酷暴斂的角色。張讓、趙忠二人作為這個集團的突出代表,更是集中地體現了宦官專政的諸多特點。張讓是穎川人,穎川在現在河南禹州。趙忠是安平人,安平在現在的河北安平。

二人都是從小入宮,做了太監。漢桓帝時升為小黃門,還是處於宦官集團的中下層。在當時與外威集團爭奪權力的鬥爭中,他們先後都受到皇帝的賞識,得到超乎尋常的提拔重用。

漢順帝的皇后是梁氏,梁氏的父親樑商被順帝任用為大將軍,掌握軍事大權,外威勢力崛起。樑商死後,他的兒子樑冀繼任為大將軍,威勢震天下。順帝駕崩,二歲的衝帝繼位,梁氏作為皇太后臨朝聽政,當然要寵信自己的兄弟。樑冀為大將軍參錄尚書總攪朝政。衝帝登基後不到半年即去世,樑冀已經操縱了廢立皇帝的大權,由他做主。擁立渤海王的兒子劉纘當了皇帝,就是質帝。

質帝當時雖然年僅八歲,但是比較聰慧,從樑冀的所作所為已經看出這位大將軍的驕奢蠻橫,不過他畢竟是小孩子,不懂得韜晦之術,竟然對著眾多朝臣指責樑冀是“跋扈將軍”。樑冀不能容忍這個小皇帝對自己的不敬,他為了雛護自己的絕對權威,同時也為了消除將來的隱患,命令手下把鴆毒放進食物當中送給質帝,可憐質帝登上帝位僅僅一年半,就被樑冀給毒死了。樑冀隨後又一手操縱迎立十五歲的劉志為新皇帝,即漢桓帝。桓帝在位的前十三年,朝政還是由樑冀一手把持。隨著年齡的增長,桓帝對梁氏外成的怨恨與日俱增。處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消滅勢力強大的梁氏集團,只有依靠皇帝身邊的親信宦官。桓帝與五名宦官唐衡、單超、左倌、徐璜、具璦密謀,決心誅除粱冀。

桓帝派黃門令具璦率領御林軍包國粱冀府宅,樑冀被迫自殺,其朝中黨羽也多被牽連,不死即罷官,東漢五名宦官被同日封為侯爵,史稱“五侯”。後人有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人五侯家。”詩中的“五侯”。就是說的唐衡等五人。而趙忠因為參與這場行動,也被封為都鄉侯,嶄露頭角。永康元年(168年),桓帝病死,十二歲的劉巨集即位,是為靈帝。年少無知的靈帝對朝夕侍候在身邊的宦官們特別寵信,對張讓、趙忠更是言聽計從,心甘情願地聽宦官們擺佈,甚至對人說:“張常侍是我趙常侍是我母。”

張讓、趙忠又援引夏惲、郭勝、孫平璋、畢嵐、粟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等宦官,封侯進爵,權傾朝野。這十二名宦官就是有名的“十二常侍”,而他們的首領就是張讓和趙忠。張讓、趙忠等人得勢後大肆搜刮天下錢財,一方面出於其貪婪的本性,一方面也“得益”於皇帝的喜好。靈帝即位前僅為侯爵,家境也不濟。當了皇帝后,對理論上的帝王“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太相信,他要親自把錢財收到自己名下,然後再購置大片田地房產,這樣才放心。要辦這些事,還得依靠親信的宦官。他放手讓張讓、趙忠等宦官搜刮民間錢財,大肆聚斂,把皇家的御苑西園作為自己的私家庫藏,把搜刮來的錢財全都存進西園。

張讓、趙忠等人為靈帝設計了許多聚財的名目,例如,各郡國上繳的賦稅,要另交一份“導行費”,輸入皇帝的中署。這樣各地在原先繳納的賦稅之外,還要加上額外的一筆負擔。他們還從官吏身上做文章,規定刺史及二千石的官員升遷都要繳納所謂“修宮錢”,凡新任官吏都要先到西因接官職大小交納一定的銀兩才准許上任,以致有的官員因為交不起銀兩被逼自盡。到了光和元年(178年),張讓、趙忠又慫恿靈帝賣官鬻爵,在西園明碼標價,公開收錢出賣官職。《後漢書·靈帝紀》中有一段系引自《山陽公載記》,標有當時賣官的價碼,年俸二千石米的官職,索價為二千萬錢;年俸四百石米的官職,索價為四百萬錢。

至於縣令則按各縣的情況議價,到富縣的價格高,到窮縣的價格低。如當時交不足錢,還可以賒賬,到任後再償還。這就勢必導致買官者當官後變本加厲地搜刮當地百姓,利用官位和權力援取比買官價格更多的錢財。廷尉崔烈花了五百萬錢,被任為司徒,任職拜見靈帝時,靈帝又後悔錢收少了,覺得應該收他一千萬。

張讓、趙忠為了撈到更多的錢財,故意頻繁地任免官吏,以最大限度地榨取油水,一個官員到任不久,就被換下來由另一個新官接替,以致有的州郡長官一月之內要更換數次人選。這樣迫使各級官員買官上任後就急不可待地搜刮百姓,聚斂財富,不然就虧本了。皇帝和宦官們靠著種種手段聚斂的錢財多得放不下,在西園專門建了一座“萬全堂”,堆滿了金銀珍寶。

靈帝派人到他老家,封候時居住的河間,花錢購置了大片的土地,建造起家華的宅第。張讓、趙忠等宦官也不甘落在皇帝后面,他們變著法子斂財。中平二年(185年)洛陽南宮失火,大火燒了半個月,隨後城西廣陽門也倒塌。張讓、趙忠認為弄錢的機會來了,於是以重修宮殿為藉口,通過靈帝下令全國增加賦稅,按土地每畝增收十錢。

還徵用太原、河東等郡縣的木料和石材運達京師。各地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把徵用的物品送到京城後,卻往往遭到張讓、趙忠手下宦官們的敲詐勒索,故意說進貢的東西不合乎要求,目的無非是索取高額的賄賂。不給他們送禮進貢,就拒收徵調的木、石材料,以致大批的木材堆積在京城,時間長了都朽爛不堪。

張讓、趙忠等宦官們打著工程的旗號,賺足了賄銀。在宦官們的教唆下,昏庸無能的漢靈帝除了千方百計地從民間斂財以外,就只懂得玩樂。宦官讓人在後宮建立了一個集市,讓宮女們扮做買賣人,靈帝也穿上商人的服飾到集市上游逛,或在酒店裡飲酒作樂。他不滿足於現有的宮殿,讓張讓、趙忠等宦官大興土木,興建新的宮室樓閣,裝點得豪華絢麗,耗費了無數的民力和財力。張讓、趙忠等人也利用包攬這些工程的機會,對地方上橫徵暴斂,從中漁利。張讓、趙忠藉著皇帝的寵信,權勢顯耀,無人可比。不要說張讓、趙忠本人,就連他們的家人也不可一世,富貴逼人。陝西扶風富豪孟挖為能結交張讓、趙忠,就是先厚金賄賂張讓總管家內事務的家奴,並千方百計滿足總管的所有要求。

總管十分感激,就問盂佗有什麼事需要他幫忙,孟佗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你能當眾向我拜一拜。因為張讓的權勢煊赫,每天求見他的人很多,上百輛的車子排成長隊都需要經過總管這一關才能受到張讓的接見。有一天,孟佗也來求見張讓,卻故意來得很晚,排在數百人後面,張讓的總管見到孟佗,急忙率領一幫手下人前去叩拜孟佗,並十分恭敬地把孟佗迎進張宅。當時在場的人認為孟佗與張讓的關係非同一般,都爭相向孟佗送上各種珍寶。孟佗拜見張讓時,把所收受的一部分財物獻給張讓,張讓十分高興,又加上總管的美言,馬上決定任用孟佗為涼州刺史張讓、趙忠實行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對於敢於對抗他們的人,千方百計地加以打擊陷害。

由於豫州刺史王允向靈帝報告張讓有與黃巾軍交往的嫌疑,張讓對王允懷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後快,藉故把王允抓進牢中,只是因為大將軍何進和太尉袁隗、司徒楊賜等人聯名上書向皇帝求情,王九才未被殺害。後來靈帝下詔大赦天下但由於張讓故意發難,惟有王允不準免。張讓之父病故後歸葬到老家穎川,很多人懾於張讓的成勢都去參加葬禮,但是州郡的名士們多數是有氣節的,竟無人前去,張讓非常生氣。後來有個名士叫陳宴前去弔唁,才使張讓有了一點面子。不久,陳宴被牽連進黨爭中,面臨被誅殺的危險,張讓通過自己的活動,使陳寔免除了殺身之禍中平六年(189年),靈帝病死,十四歲的皇子劉辯繼任皇帝,即漢少帝。靈帝的皇后何氏作為皇太后臨朝聽政,何太后的哥哥何進作為大將軍入朝輔政。趙忠等人害怕何進當政削弱宦官的權力,就和宦官蹇碩密謀設計除掉何進,並廢黜少帝,另立皇子劉協當皇帝。不料事情敗露,蹇碩被何進捕殺。

袁紹勸說何進把宦官全都殺掉。但遭到何太后的反對,她認為漢朝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由宦官統領禁軍,是祖宗傳下來的家法,不應當廢除。在袁紹的極力說服下,何進召集以幷州牧董卓、泰山太守王匡、董軍太守橋瑁等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帶兵進京,又派武孟都尉丁原火燒孟津,火光直逼京城,各路兵馬打出的旗號都是要求誅滅宦官,迫使何太后同意。何大後懾於當時情勢,只好下今罷免全部小宦官。

袁紹又派人到處抓捕宦官的親屬。張讓見大事不好,急忙設法避難。張讓的兒熄是何太后之妹,他跪拜在兒地面前說:“老臣犯了罪,本應和您一塊迴歸老家,只是我家世受皇恩,現在要離開宮廷,內心不忍,我請求再次進宮,能面見太后和皇上,然後再去送死也沒有遺憾了。”幾熄把張讓的話轉達給何太后,太后同意讓諸常侍入宮當值到了八月,何進入宮,要求太后盡行誅殺宦官,他們談話的內容被張讓派人偷聽到,張讓知道何進的打算後急忙召集常侍段珪、畢蔬等數十名宦官,各持兵器埋伏在尚書省,把何進包圍住。

張讓當面斥責何進說:“先帝曾經與太后不和,幾乎要廢除後位,是我們這些人向先帝哭訴求救,並分別拿出家財千萬獻上,取悅先帝,都是為了保全你們何家。現在你卻要加害於我們,不是太過分了嗎?”說罷,宦官渠穆揮劍殺了何進。

張讓等殺掉何進後,又偽造皇帝詔書,下令罷免袁紹和王允。尚書覺得事出可疑,要求面見大將軍何進共議國事。張讓令人把何進首丟擲,說:“何進要謀反,已經被誅殺。”

何進的部將吳匡、張璋,是何進一向信任的心腹,聽說何進被殺,即與虎賁中郎將袁術一起合兵攻打宮門,放火焚燒南宮九龍門以及東西宮,迫使張讓等人出宮。張讓、珪等宦官無奈,於是劫持著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劉協逃往北宮。袁紹帶兵趕到未雀門下,速捕了趙忠等人,又引兵攻入北官,宣佈凡是宦官一律格殺勿論,甚至一些不是宦官沒有鬍鬚的人也被誤殺,共殺死兩千多人。張讓、段珪等人挾持少帝和陳留王從洛陽城北門倉皇出。尚書盧植等人率兵緊追,直至黃河邊,一路殺掉宦官多人。

張讓、段珪等知道已無路可逃,全都投河自殺。至此,以張讓、趙忠為首的東漢官官集團遭到物底覆滅。同時,東漢王朝也從此走上敗亡的道路。

東漢，劉秀建，漢獻帝止（25—220），東漢初年劉秀採取安撫民心，減輕賦役，選用良吏，提倡節約，釋放奴婢，減省刑法等措施，生產得以恢復，社會秩序得以安定，使戰爭狀態轉入和平時期，穩定了剛剛建立的政權。但是到了東漢後期，隨著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的越加激烈，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

1，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特別是恆帝時，外戚樑冀為大將軍平尚書事，專權近20年，他的宗親姻戚遍佈朝廷和郡縣，官員升遷需經他同意，他還在洛陽周圍強佔土地，興建私人園林。樑皇后死後（恆帝后，樑冀之妹），恆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消滅梁氏。樑冀死後，宦官獨攬政權，同時封候者五人，他們依靠皇帝，權勢達於頂點。

總之，東漢後期，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權，外戚易於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緣時會，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無論外戚或宦官當權，都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繼續操縱，隨著這種鬥爭愈演愈烈，整個朝廷愈加腐朽。

2，官僚士大夫集團的形成。在宦官和外戚的反覆鬥爭中，還另一種政治勢力在起作用，就是官僚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東漢時期，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徵辟出世。郡國守相進行察舉，都儘可能選擇年少能報恩的人，被舉，被闢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大官僚和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3，門閥的出現。東漢後期的士大夫中，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的一經家族，他們的弟子有幾百人，甚至上千人，通過經學入世，又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家族，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們由於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大族，他們是大地主中長期發展起來的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階層，他們往往能影響朝廷和地方官員，成為又一勢力。

4清議成鳳，不務正事。東漢後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現了一種品評人物的風氣，稱為“清議”。善於清議的人，被看成天下名士，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鄉閭輿論，影響察舉，對士大夫的進退有很大作用。大官僚和門閥為了操縱選舉，進退人物，也都尊重名士，提倡清議。但是風氣所致，士大夫相互比著不要爵位，不要財產，逃避聘任，父母去世，長期久喪，極力把自己裝扮成具有孝義高行的人物，以圖清議的讚揚，許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有些人以此身敗名裂。

5，“黨錮”事件。皇帝為了籠絡儒生，擴充太學，順帝時太學生多達三萬餘人，他們和官僚士大夫緊密聯絡，通過清議反對宦官外戚當權讚揚敢於打擊權貴的人，宦官誣告太學生勾結官員結為朋黨，誹謗朝廷，疑亂朝廷，在宦官的慫恿下，恆帝時，抓捕黨人二百多人。此後又多次抓捕，百餘黨人死於獄中，受牽連者幾百人。

基於以上幾方面，東漢末期朝廷內部，爭權奪利，矛盾重重，貪汙腐化，殘害百姓，最終爆發了黃巾起義，是歷史上最腐朽的時期。

東漢末年的王朝早就分崩離析朝庭不是朝庭，皇帝不是皇帝了，還腐朽什麼呀！一大幫嗑牙磨爪的地方軍閥早已在做取而代之的春秋大夢，你怎麼還忍心傷害它。

武侯語錄：我有一言，諸君靜聽，昔日桓靈在世，漢統陵替，宦官釀禍。國亂歲凶，四方擾攘。黃巾之後，董卓，李榷，郭祀相繼而起。遷劫漢帝，殘暴生靈。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洶洶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蒼生飽受塗炭之苦。

東漢末年分三國，說不清對與錯。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歌詞，事實也確實如此。東漢末年，經桓靈二帝昏庸把持，朝政一片混亂，可以說，一個腐朽的王朝該有的，他全有

宦官亂政、外戚干政、權臣議政、割據稱霸、皇帝空殼。他被成為歷史上最腐朽的時期，該是十分合適的。

一.宦官、外戚大火拼

東漢末年，靈帝駕崩後，當時的繼承人有劉辯劉協二人，劉辯稍長，便繼位，為少帝，但是朝政把持在何太后和舅舅何進手裡，何進仗著國舅的身份，官至大將軍，耀武揚威，但是問題就是，這個大將軍實在是，德不配位，何進其實就是殺豬的市井之人，可以說，他這個大將軍，就是靠著裙帶關係爬上來的，文不行武不就，幹啥啥不行。公元189年，黃巾軍戰亂基本平息，朝廷內部又恢復了混亂狀態，何進一方外戚，與十常侍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展開激烈鬥爭，何進一方支援少帝劉辯，十常侍一方支援陳留王劉協，當時的情況，靈帝的母后董太后支援劉協，便支援十常侍亂政，一手遮天，而何進便想要除掉十常侍 ，但是十常侍又盡心服侍何皇后，何進兩方為難，竟不聽陳琳、曹操等人建議，召外地軍閥入宮平亂。

曹操評價何進：亂天下者，必此人也！

很快，何進中了十常侍奸計，被騙進宮去，斬了首級。宮中頓時大亂，少帝倉皇出逃，正巧這個時候，董卓進京，火速控制了京城的勢力，剿滅了宦官集團，並迎回了少帝，不過，卻是引發了接下來更加混亂黑暗的一段亂政。

二.董卓亂舞

董卓剛剛進京，打算立威震懾內外，於是聽從毒士李儒的建議，廢了少帝劉辯，立劉協為帝，這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傀儡皇帝，漢獻帝。

自此， 董卓把握朝政，比起十常侍和何進更加燒殺搶虐，民不聊生。董卓雖然殘暴，但是確實是個將才，於平定黃巾軍是立下很大功勞的。公元191年，董卓於虎牢關與聯盟僵持不下，於是聽從毒士李儒的建議，燒燬洛陽，遷都長安，並於汴水擊敗追擊而來的曹操軍隊，自此更加蠻橫，於長安作威作福起來。

三.挾天子以令諸侯

公元191年，王允以美人計，使呂布刺殺董卓，長安大亂，李催郭汜叛亂，漢獻帝再次倉皇出逃，袁紹本來可以最快勤王，但是眼界有限，恐成董卓二代，於是龜縮不前，曹操把握機遇，迎回漢獻帝，開始了長達將近30年的專政，曹操利用皇帝的旗號，大行擴張自己的勢力，完全架空漢獻帝，期間，漢獻帝也曾發動血衣帶詔事件，密謀除賊，可惜事情敗露，竟被曹操當面殺死心愛的董妃，皇帝威嚴蕩然無存。至此，已是一具行屍走肉，任憑曹操擺佈，由於宮中吏治已被曹操壟斷，於公元220年，被眾多大臣逼宮，三讓帝位，是的，禪讓本就已經目中無人，竟又被逼迫做戲三次，實在是已無半點皇帝的樣子。

東漢末年的朝廷相當腐朽，除了一個名號，完全沒有權力，縱觀歷史，完全沒有這樣的例子，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早就已經不再姓劉，怎麼不是最腐朽的時期呢？

我想是因為那個時代太亂了吧，人人大多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勝者王，敗者寇！朝廷？哪還有啥朝廷啊！董卓挾天子令諸侯後，曹操又來一回，這誰能受的了啊。各個大哥為了爭地盤，今天我打你，明天我打他，後天他打你，再我倆打你……太亂。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罷了！

漢朝分為西漢與東漢，東漢末年是指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181年-公元220年）。開始的標誌是黃巾起義，結束的標誌是曹丕篡漢，這段時期，軍閥割據，彼此混戰。我認為東漢末年時期的朝廷被稱為歷史上最腐朽的時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政治黑暗，皇權虛弱，宦官、外戚、強臣輪流執政。漢靈帝時期的宦官集團十長侍，首領是張讓和趙忠，他們橫行朝野，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中，以至靈帝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外戚何進依靠何太后在朝中作威作福，強臣董卓廢黜並殺害少帝立了獻帝、曹操都挾天子以令諸侯，導致國將不國，朝廷特別黑暗。

東漢末年時期的朝廷被有些人稱為歷史上最腐朽的時期是因為當時皇帝釋出的買官制度。

當時的皇帝為了斂財，對所有的官職明碼標價，只要你有錢，就能夠當官。不要說一般的官職，只要你出的起錢，朝廷最高官職三公九卿都可以出售，但標價很高，超過了一千萬。

而且為了順利的賣出去，皇帝還允許買官的人賒賬，可以先走馬上任，但時候再掙錢還給皇帝。皇帝不會管你的錢是不是民脂民膏，只要把錢還上就行。可想而知，當時朝廷發腐朽程度。

說起東漢末年，我的大腦就想到了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第一集的畫面。幼主繼位、後宮專權、宦官干政、農民起義不斷等等。該劇取材於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三國演義》，專家們對羅貫中的這本小說有有“七分寫實，三分寫虛”的評價，可見上述情況並不是空穴來風。

可是，厚道的背後又有一些危機。就像一個大家族一樣，所有的人都靠掌櫃的來養，並且這個家族還是有權勢的人，還要世代世襲。這樣，靠一個人的力量怎麼能靠得住，萬一有點兒閃失就可能導致破產，清代曹雪芹家族不就是這樣嗎？近代張恨水著名小說《金粉世家》中描寫的金家不就這樣嗎？

更為重要的是，“雲臺二十八將”中的所有人都是東漢立國的功臣，是一個國家統治階層最重要的人，這些人如果懈怠了，國家的統治怎麼辦？就是劉秀變為劉優秀也是閒的。所以，這樣的情況只會導致了統治階層的腐化，到後期的時候只會讓國家機器陷入癱瘓的絕境。

其次，越到後期，東漢的西北邊疆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最大的莫過於發生於122年、138年、140年的三次羌人大起義。據史料記載：

羌，西陲牧羊人也。

西漢建立以後，羌人逐漸向內地遷移，形成了與華夏民族融合的趨勢，主要生活於河湟、塔里木盆地附近、隴南至川西平原一帶。羌人在東漢立國九十多年後實力大增，威脅著東漢的統治。羌人掀起的三次大起義耗費了東漢的人力、物力、財力，更加催化了東漢後期的腐朽。

東漢後期之所以成為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還在於沒有讓儒家思想的合理因素成為其統治的工具。我們知道，儒家一直奉行“修身齊家平國治天下”，強調“尊卑秩序”、“忠君”觀念。這些因素都有利於封建國家的統治。但是通過對東漢後期歷史的瞭解，就會發現一些儒家的精英人物拒絕為東漢政府所服務，這其中就有著名的人物王符，荀悅，這兩個人都是當時最優秀的儒家人才，王符的思想可以和董仲舒相媲美，荀悅的歷史才華可以與司馬遷、班固相比較。然而，他們都沒有為東漢政府所賣力，而是選擇一種恬淡的隱居生活，這也是當時整個時代的悲劇。

結語

東漢，作為王莽篡權之後又重新統一的王朝，人們對它的關注一直很少很少，在民間少，在學術界更少。這是什麼原因呢？我的理解是他沒法兒和西漢相提並論，人們一直沉浸在漢武帝征伐匈奴的壯闊畫面當中，崇拜衛青、霍去病那樣的英雄。另外，可能也與它的腐朽統治有關，與它的種種缺點有關，所以被人們所遺忘。但是，在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佔統治地位的當下，我們也要學習歷史上比較弱的時代，比如東漢，時常懷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東漢經歷了光武、明、章、和四代皇帝近80年的統治,就結 了其興盛時代。此後的東漢政權像一個早衰的病人蹣跚地走 上那通向死亡的、漫長的途程。從殤帝劉隆開始,經安帝劉祜 、少帝劉懿、順帝劉保、衝帝劉炳、質帝劉纘、桓帝劉志、靈帝劉巨集 、少帝劉辯到獻帝劉協,在這十代皇帝113年的統治過程中,東漢 統治階級日益腐敗,內部矛盾重重,政治昏暗,對人民的壓迫剝 削加劇。豪族地主勢力不斷膨脹,最終導致統治集團公開分裂, 和農民起義的爆發。

一、外戚宦官擅權

東漢政權腐朽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外戚、宦官擅權使政治更加昏暗。外戚和宦官,這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一對怪胎。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外戚、宦官擅權的時期對此歷代史學家都一概持否定態度。

尤其對宦官參政,多數學者是深惡痛絕的,明人黃宗羲說“奄宦之如毒蛇猛獸”(《明夷待訪錄·奄宦下》可代表一般人的看法。現代學者也有人沿襲這種看法,斷言凡宦官專權、參政的年代都是“最黑暗的年代”。這種不加分析,對外戚、宦官一概否定的觀點是不夠全面的。以今天的觀點衡量,對某一時代的宦官、外戚專權肯定或否定,應以他們執政期間推行的政策對當時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如何為標準，而不以他們的血統地位而一概否定。不然就會陷入封建的“正統論”的陳舊論調。

因此,如前所述:當東漢和帝時外戚竇憲雖專權於一時,但終被朝廷剷除;宦官鄭眾雖因功封侯而參政,但其“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後漢書·宦者列傳》)。並未因其參政而使皇權削弱。因此,尚未造成由於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而使政治昏暗的後果,所以和帝時儘管已開始了外戚、宦官擅權的歷史,但終未造成對整個社會的危害,於東漢歷史向前發展尚無嚴重影響。

而和帝以後,朝廷上和宮闈內演出的一幕接一幕的外戚、宦官爭權奪利、你死我活的鬥爭,則直接使東漢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使胼手胝足地掙扎於苦難和死亡線上的勞動人民陷於更加深重的苦難之中。從此,東漢王朝一蹶不振直至滅亡。

東漢中期以後宦官、外戚交替擅權的歷史,如果把從和帝后鄧氏到安帝后閻氏,外戚——宦官——外戚政視為第一個迴圈；那麼,從順帝(126年-144)經衝帝(144年-145年）、質帝(156年-146年)到桓帝(147年-160年)這40年間的外戚宦官鬥爭,即可視為第二個迴圈。比起第一個迴圈來第二個迴圈鬥爭得更加激烈,而雙方對政治的危害都較前者為大,從而加深了東漢政權的危機。

先後有外戚閻氏擅權、宦官孫程擁立皇帝、梁氏外戚驕橫淫逸、宦官“五侯”肆虐，再到靈帝時外戚宦官相互殘殺，一時間政局的黑暗程度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那些依靠父兄、姻親勢力而為官的人,自然無所謂才能和品德,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貪殘凶暴、荒淫無恥,這就進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苦難,從而為即將爆發的東漢末年農民大起義增加了助燃劑加速了革命風暴的到來。

二、皇帝荒淫昏庸

東漢末年的政治腐敗,根本原因固然是地主階級整個階級的痼疾,但與當時的幾代皇帝昏庸、荒淫有極大關係。桓帝好色而無能,靈帝則比桓帝更甚,這是助長宦官擅權和造成東漢末期上層統治者普遍荒淫好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為搜刮供揮霍所需的財物,這個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的靈帝想出不少別出心裁的辦法:如規定郡國所送的貢獻,先輸入中署,名為“導行費”這實際上就是在應繳納的貢獻外,再索上筆苛捐雜稅。

為搜刮金錢,光和元年(178年)競開西邸公開明 碼標價賣官,自關內侯以下之官皆可以錢買得,據《後漢書·靈 帝紀》引《山陽公載記》可知,當時賣官價格為三千石官價二千 萬,四百石官價四百萬。

所賣之錢藏於西園,供皇室私用。中平四年(187年)連關內侯也公開標價出賣,錢五百萬。而且還可 賒欠,即先到官,然後再加倍償付買官之錢,官位既成為商品，則這種商品的惟一用途就是用來榨取比其自身更多的價值。因 此,用金錢而取得官位之人,當官的惟一目的就是搜刮、剝削人 民,榨取更多的財富。

尤為荒謬的是,靈帝嬉戲無度,淫慾滿足之餘,還喜作無謂之遊戲,常於西園駕四白驢,親自操轡執鞭,馳驅於宮內。公卿貴戚也競相仿效。還令宮女為客舍主,靈帝身穿商人服與宮女飲酒取樂。他還喜聽俗閭小事,在鴻都門下,聚集了一批無行之徒,投其所好,伴其遊樂。

一面開西邸賣官,一面賞鴻都學士高位,其官爵之濫則不言而喻了。靈帝如此昏庸,其朝政自然拱手讓權宦把持,甚至公開宣稱“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後漢書·宦者列傳》),難怪在靈帝時“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了。

中平五年(188年)34歲的靈帝死後,17歲的皇子辯即位,是為少帝。不久少帝被度,9歲的劉協被擁上帝位,是為獻帝。此時,皇帝成為名副其實的傀儡,不久,東漢政權就名存實亡了。

三、悲壯的抗爭——”黨錮之禍”

東漢末年宦官、外戚迭相擅權所造成的政治腐敗.遭到來自兩方面的反對:廣大勞動人民以其強有力的武裝起義英勇地反抗東漢王朝的腐朽統治;統治階級內部則有一部分官僚形成反對派。但在他們周圍只有一些手無寸鐵的太學生和郡國生徒。

這部分地主階級反對派軟弱無力的抗爭,只在歷史舞臺上演出一幕壯烈的悲劇“黨錮之禍”絲毫未改變東漢王朝沒落的趨勢。

外戚宦官專朝政,士大夫必然消極避世。自順帝時,就有不少士大夫因不滿政治腐敗而相率毀裂冠帶,避禍深山,至桓、靈帝時期,在外戚宦官把持下的朝政更加黑暗,除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越發沉重的苦難外,又因賣官鬻爵,選舉不實及權宦、貴戚控制從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府堵塞了知識分子的政治出路,從而引起太學生、郡國生徒以及士大夫的極大憤懣。

於是,朝廷上的”清流官僚”,和在野的士大夫,太學生,郡國生徒這些知識分子就聯合起來形成了外戚官官專權的反對派。

“清流”官僚,士大和太學生等對外戚宦官控制的腐朽政治抨擊,最主要的基地是知識分子聚集之地—太學,最主要的手段則是“清議”。

“清議”是抨擊當時腐朽政治的一種方式,也是黨人製造輿論的重要手段。對於朝廷施政的臧否、官吏人品的高低,以及吏治的清濁,這些知識分子們都指摘評論,相互呼應,而這種“清議”往往又傳為鄉謠,至廣為播揚。

這種以謠諺方式出現的評論,正是“清議”的結果。表示了世人對政治及官吏人品的看法,而有些謠諺編造得相當形象生動,就更擴大了這種輿論在社會中的影響。太學生對官僚評論,雖不免有相互標榜之處，但所稱道的官僚大多是敢於同地方豪強或外戚宦官等惡勢力鬥爭的正直之士,這也是不能否認的。

這種“清議”雖對改善吏治不會起到什麼根本作用.但因其“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而對官僚貴族權宦、佞幸有一定的威脅,因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後漢書·黨錮列傳》)。

隨著外戚宦官的權勢日熾,部分清正官僚及在野的知識分子對他們的攻擊也愈加激烈,在恆、靈時期形成當權的腐朽勢力同不當權的黨人間公開對立。兩者的鬥爭終於白熱化而最後導致“黨錮之禍”。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們終於動手向“黨人”們反撲了！這些“黨人”,“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都是朝廷重臣，須經三府簽署。但太尉陳蕃拒絕平署,桓帝愈怒,遂下詔將李膺下獄拷問,辭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範滂等二百餘人。有的“黨人”聞風逃遁,朝廷懸重金購募,派出執行大逮捕任務的使者相望於道,全國一片恐怖氣氛。皇帝詔令所到之處,官吏為報命邀功,亂捕無辜,髡答掾吏,被刑訊迫供之“黨人”,鉤連所及,有一州至百數者。鉤黨之稱至此而流行。

在大逮捕中,有許多“黨人”表現出英勇的氣概,陳寔聞被捕者日眾,自往請囚,宣稱“吾不就獄,眾無所恃。”度遼將軍皇甫規見被捕“黨人”皆天下名賢,恥自己未能被列入,而上書自稱“附黨”,要求朝廷收捕。陳蕃不斷上書極諫,終被皇帝策免而丟官。

永康元年(167年)五月,陳蕃被罷官後,朝廷上再無人為“黨人”說情,太學生賈彪主動入洛陽鼓動外戚、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上疏。由於竇武、霍諝等有力之近臣請求,即將離開人世的桓帝才“意稍解”。

於是,在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詔,大赦天下,放黨人二百餘皆歸田裡,但其名皆書於三府,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仕。從此,“黨人”雖被赦免,但朝野正直之士被廢放,邪佞之流氣焰益愈囂張。這就是有名的“黨錮之禍”。

四、水深火熱的百姓

1.驚人的貧富對比

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地剝削,使人民貧困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桓帝時,劉陶上疏中疾呼:“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在這種極端困苦的生活中掙扎的,並非少數人。如桓帝永興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桓帝)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後漢書·張法騰馮度楊列傳》)。

在這種困境下的人民,凍餓而死已是常見的事,《後漢書·桓帝紀》載,“建和元年(47年)三月,荊、揚州人多餓死”。延熹九年(166年)“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北方地區有的人民嚴冬無衣,臥草中取暖:“（桓帝時)五原土宜麻葈,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意《政論》)這哪裡是“俗不知織績”,分明是窮困所致。以五原嚴冬之酷寒,那些“衣草”的貧民不凍死而何待!

在飢餓的驅迫下,人吃人的野蠻場面,不斷的在我們這個文明的古國大地上重演！《後漢書·桓帝紀》載:元嘉元年(151年)夏四月“京師旱。任城、樑國飢,民相食”。永壽元年(155年)“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靈帝時,蓋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就連夫妻也有相食、產子也有殺掉的:靈帝建寧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後漢書·靈帝紀》)。“鄭產為白土嗇夫。漢末產子一歲則出口錢,民多不舉。產乃令勿得殺子,口錢當代出,因名其鄉曰“更生鄉”。

2.暗無天日的社會

統治者的壓榨、搶掠,導致最嚴重的後果就是社會生產的嚴重破壞。愈來愈多的農民無法繼續在本鄉本土生活下去,社會上出現大批的“流民”。那些脫離土地的“流民”造成對東漢統治者的極大威脅,以至封建政府不得不屢次下令解決“流民”問題。由於連年對少數民族的戰爭及貴族地主的無度揮霍,社會財富喪失殆盡,連再生產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小,東漢末年社會出現一片凋零的殘破景象:“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後漢書·李陳龐陳橋列傳》)。

由於戰爭和災荒,田中缺乏男勞動力,只有一些婦女在收穫幾顆可憐的糧食,桓帝時因有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後漢書·五行志》)。

大批的壯丁被餓死、戰死,社會最寶貴的財富勞動力被無端消耗,生產停滯,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統治下,社會走到了絕境,不僅勞動人民無法活下去,知識分子和士大夫也毫無出路。整個國家在一群惡魔、淫棍、劊子手、白痴和人類的渣滓統治下,陷入無可緩解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