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因“烏臺詩案”獲罪流放黃州，這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政治上失意訪惶，精神上孤獨苦悶，但是生性曠達的詩人在老莊佛禪和山水之樂中求得解脫，才寫了千古傳唱《念奴嬌•赤壁懷古》和《赤壁賦》這樣充滿哲學意味，凝聚人生思考的名篇佳作。 《前赤壁賦》以浪漫的筆調描寫了月夜美景和泛舟江上飲酒吟詩的舒暢情懷，繼而透過客人及其幽怨的洞簫聲調，引出一番主客爭辯，以探討人生觀和宇宙觀。 “客”的回答，闡發了懷古傷時之情，感情色彩甚為悲傷。“客”之所以“悲”，在於觸景傷懷，有感於人生短暫。眼前之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曹操的詩句，進而聯想到曹操兵敗赤壁的慘狀。 這麼個“一世之雄”尚且隨著“大江東去”，而銷聲匿跡，有為者尚且如此，更何況我們生命短暫、有志而無為者，羨慕長江永恆，哀嘆人生短暫，表現出一種消極的人生觀和虛無主義思想。對於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來說，當他們政治失意或生活遇到挫折的時候，往往就陷入這樣的苦悶與迷茫之中。像曹操《短歌行》中說的：“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這是古人解救自我的好方法。李白在感嘆“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以後，不是接著說：“浮生如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另一位唐代詩人韋莊也說過：“須愁春漏短，莫訴金盃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但蘇軾不用此法。他認為舉杯消愁只有愁更愁，俗話說“心病還要心藥醫”，欲求精神苦悶的真正解脫，只有求之於自身在哲學上的“解脫”，所以雖然他借客之口表達了自己的悲情，但醉翁之意並不在宣揚這種悲觀的論調，而是沿用賦家“抑客伸主”的方法，力求闡明萬物變與不變的道理，超脫於無益的悲觀，憑仗哲學武器，他的精神世界也就隨之而轉出了一個更新的境界。因此文中的“悲”與豪放風格並不矛盾。蘇子的回答照應文章開頭的寫景和客的笑話，以明月、江水作比，說明世上萬物和人生，都既有變的一面，又有不變的一面。從變的角度看，天地萬物就連一眨眼的功夫都不能保持不變； 而從不變的角度看，萬物和人類都是永久存在的，用不著羨慕長江的無窮和明月的永不增減，也用不著哀嘆人生的短促。應該輕物質而重精神，執著於自己的不朽事業，保持平靜超然的心態和樂觀曠達的情懷。 作者的某些語言容易被誤解為及時行樂，但這種思想並未從文章中直接反映出來，表明的觀點是希望一個人不要發無病之呻吟，不要去追求那種看似超脫塵世其實並不現實防幻想境界；而應適應現實，在目前這種寧靜恬適的環境中不妨陶醉於大自然的懷抱。蘇軾的這種觀點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他不同意看問題絕對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辯證關係。但這種觀點並非科學，因為作者沿襲了莊子的相對主義觀點，否認衡量事物的客觀標準，抹殺事物質與量的實際界限。總之，在當時的背景下，作者的觀點還是積極的。 這種“物我一致”的觀點說明了蘇軾對生命的肯定和對生活的熱愛。 大自然是個無窮寶藏，可以作為人們的精神寄託，所以蘇軾認為人對自然萬物，不該取的不取，該取的就取。不必因“吾生之須臾”而羨慕其“無窮”，而要使無窮的自然萬物為“吾生”所享用，從中得到樂趣。 縱觀蘇軾一生，既堅持了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計程車大夫積極入世、剛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文化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藝術化的人生境界與心靈境界的高度和諧。無數的宦海風波和人生挫折鑄煉了詩人宏大曠達胸懷—尤其當我們讀他這一時期的作品時，能否更多一些人生的感悟與哲理的思考？

隨遇而安就是沒有責任心。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隨遇而安的隨就是順應，遇就是遇到，可理解成遇到任何事情在任何環境都能順從、適應、都能得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