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是一門學問，學問好了，尬聊都顯得高大上，既能讓對方不尷尬還能不失教養，或者能用一句話把對方懟死。我們看看古人是怎麼聊天的。

如果我們和一個人聊天尷尬的要死，你要麼轉身就走，要不就說跟你無話可說，沒有共同語言，這些話都沒有殺傷力。

我們看看古人怎麼說：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

這句話不僅是聊天聊不到一塊的問題了，還對整個人進行了否定，比我和你沒有共同語言嚴重多了，屬於深度罵人的話，一句話把人懟死。

整理一下現代與古文對照內容：

古代：閣下何不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現代：你咋不上天呢？

古代：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現代：我家閨女不聽話

古代：我心向山，君心向水

現代：我喜歡的人，不喜歡我

古代：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現代：皮皮蝦我們走。

古代：人面不知何處去

現代：不要臉

古代：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現代：我愛你，你不愛我（可以拿來懟情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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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表達自己不同意見的時候的確不如現代人這麼直接，文人雅士之間的措辭都十分的講究，這種風氣在民國時期徹底被打破，文人之間不惜用最難聽的詞彙諷刺挖苦對手。比如，魯迅罵梁實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就是非常著名的一個例子。但是，在古代社會，文人之間的論戰，就沒有這麼弄的火藥味兒了。我們可以將文人的“罵人”分為幾種情況，各種情況我都來舉些例子。

第一種，對某件事情看不順眼，但力求委婉地表達出來。比如，杜甫有首著名的詩歌《贈花卿》，其中有一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天上”，實際上指天子所居皇宮；“人間”，指皇宮之外。這裡杜甫運用了“雙關語”。說樂曲屬於“天上”，且加“只應”一詞限定，既然是“只應天上有”，那麼，“人間”當然就不應“得聞”。不應“得聞”而竟然“得聞”，不僅“幾回聞”，而且“日紛紛”，於是，作者的諷刺之旨就從這種矛盾的對立中，既含蓄婉轉又確切有力地顯現出來了。

第二種，單純的為了某個議題而辯論，非常著名的鵝湖之會，是南宋理學宗師朱熹與心學開山之祖陸九淵的一次著名的辯論大會，兩個人的思想進行了激烈的碰撞，兩人的矛盾無法調和，即使如此，陸九淵對朱熹的評價也止於“天下正理不容有二”，“不明此理（心即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認為朱熹對於外在於人心之“理”的論述是完全是多餘的，所用的評語是“床上疊床，屋下架屋”。

第三種，雖然政見不同，但是礙於各自的身份，講話不會說得太過。舉一個例子，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那時候王安石跟司馬光的政見可以說是水火不容，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著名的駁論文，酣暢淋漓地向司馬光闡明瞭自己的政治觀點，其中有一句“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看出來什麼沒有？這句話委婉地“罵”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集團不理國事，不顧國家安危，只顧自己的政治地位穩固，繼而還搬來皇帝來壓司馬光，通篇沒有一個髒字，通篇都是非常禮貌的措辭和得體的稱呼，看看，這就是罵人的藝術。

第四種，因自己壯志難酬或政治主張得不到認可而遷怒朝廷、執政大臣。杜甫罵朝廷開邊戰爭的“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高適罵好大氣功的將領“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林升罵南宋偏安的“春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辛棄疾罵韓侂冑的冒進的“元嘉草草”等等。

第五種，其實古人罵起人來有時候也會使用一些諷刺意味非常弄的詞彙，用一些程度非常重的語句，但是極少會使用髒字眼。陳琳罵曹操，駱賓王的《代李敬業討武曌檄》，都是極具戰鬥力的文章，直接、痛快，但是沒有髒字眼，關鍵是罵了之後，被罵之人還罵不回去，曹操看了檄文渾身冒汗，武則天看了之後居然還說“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這大概是罵人的最高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