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這是基於四個人在研究甲骨方面的成就給出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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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四堂是指中國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學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著名學者陳子展教授在評價早期的甲骨學家的時候寫下“甲骨四堂，郭董羅王”的名句，這一概括已為學界所廣泛接受。唐蘭曾評價他們的殷墟卜辭研究“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

一、鼎堂郭沫若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字鼎堂。四川樂山縣人。1928年6月，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天，在東京的一個書店，他買到了羅振玉所著《殷墟書契考釋》一書，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他曾回憶說：“在當初，我一接觸甲骨文時，那是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隻有一兩天功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後來，郭沫若幾乎訪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實物資料。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在這以前，他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就已經收錄了他的《卜辭中之古代社會》一文。從此，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上了顛峰時代。幾經周折，他的另一部著作《卜辭通纂》也問世了。郭沫若從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前後。雖然起步較晚，但是起點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過了前人。1959年8月郭沫若來到了嚮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陽殷墟。晚年，主編的大型甲骨文彙編《甲骨文合集》，收入41956片甲骨，被譽為新中國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使甲骨文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二、彥堂董作賓　董作賓（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5日），字彥堂。河南南陽人。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董作賓被聘為通訊員，受命到安陽進行殷墟調查。回到北京，彙報了在安陽的考察情況，立即得到蔡元培院長的重視。幾天後，董作賓再次來到安陽，中國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對殷墟的科學發掘拉開了序幕！從1928年至1937年科學發掘15次，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和第9次發掘。奠定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培養了一大批考古學專家。他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公認是一部中國甲骨文史上劃時代的名著。他對甲骨學最大的貢獻，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董作賓重視對甲骨的描摹，他的甲骨書法，為世界許多名家所收藏。

三、雪堂羅振玉　羅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蘊，號雪堂。浙江上虞人。羅振玉自幼研讀古籍，對文物古董造詣很深。1902年羅振玉第一次在劉鐵雲家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認識了甲骨文字，1906年，他任學部參事官，不僅廣為收集古物，也著手調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他對甲骨學的重大貢獻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並考證其地為“武乙之都”；他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記》中商王名相比較，發現其大部分相同；他在考釋文字的基礎上注意了對整條甲骨文卜辭的通讀；在考釋文字上，他提出“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方法，對一詞的考釋，必求其形聲義的符合。這些都給後來考釋古文字者以啟迪。

四、觀堂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12月2日-1927年5月3日），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學者之一。1917年，王國維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他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書，糾正了《史記》中記載的個別錯誤，證明了司馬遷的《史記》的確是一部信史。被譽為甲骨文發現19年來第一篇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科學論文。郭沫若曾評價說：“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他做學問的最大特點，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學與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對照歷史。 創造並完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法”，學術貢獻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