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大宋王朝，前前後後有四位太后有過參與朝政，垂簾聽政的行為。但一般都是因為皇帝年齡小，需出面輔佐，而且當天子年齡差不多的時候，都可以還政於天子，這些太后很多還是才華出眾的人，治理國家參與政治，並未一味盲目強勢干政，影響整個國家運轉。

比如宋英宗時期的曹太后，是名將曹彬孫女，出生於名門世家，從小就接受良好教育，十八歲時成為宋仁宗的皇后，不僅沒有官二代的飛揚跋扈，相反她性子溫柔善良，還善於養蠶。蠶在古代多用於為紡織業提供原材料，一個位置這麼高的人居然善於養蠶，想來也是重視勞動和生產的人。而且還為宋仁宗平定了禁軍的叛亂。後期因為宋英宗即位不久突然病倒，曹太后還在喪夫之痛中，卻不得不扛起所有重任，批閱奏摺，傳達指令，等英宗病癒後便立刻還政，毫不貪戀權勢。

第二個是“狸貓換太子”的主角劉太后，也是才華和美貌並重的人，在宋真宗去世後，垂簾聽政十二年，但是有些貪戀權勢不想還政，在大臣的強烈反對下才將權力還給宋仁宗。

還有宋哲宗時期的高太后和選擇端王趙佶即位導致北宋滅亡的向太后。這兩位才華平庸，並沒有什麼功績。

干政的代表有武則天和慈禧太后，都是權力慾很重的人，並且給整個國家帶來的很多的災難和痛苦，武則天還算是有一定治國方略，慈禧只是在鞏固權利的道路上一直不可自拔。跟宋朝的四位太后比起來，四位太后只是服務於政治並未駕馭在政治之上，而且都可以做到還政，這便是區別。

宋朝對宗室外戚的約束比較嚴，干政的成本太高，一般沒有人會以身試法。

外戚，不言而喻，指的是“母后之族”。宋以前，外戚亂政的事情層出不窮，屢見不鮮。比如漢惠帝時期的“諸呂亂政”、漢元帝時期的“王莽改制”、隋文帝時期的“獨孤皇后干政”、唐睿宗時期的“武曌稱帝”、唐中宗時期的“韋后、安樂公主弒君”……宋太祖立國之初，就曾對漢晉唐末五代以來的這些問題，做了深刻的總結和反省，盡力避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從而顛覆新生的宋朝。

對於外戚宗室，宋法實行恩威並施的政策，而不是一味盲目的放任自流，像前朝一樣對其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是有德有才、文武兼備的外戚，都會積極的重用和升官；而一旦外戚宗室知法犯法，作奸犯科，就繩以重刑，絕不姑息。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宋太祖時期的外戚王繼勳。這個人仗著自己是太祖皇帝第二任老婆孝明皇后王氏的弟弟，器焰無比囂張、行為不可一世，作奸犯科的事幹過不少。比如違抗聖意，強搶民女，更讓老百姓氣憤的是王繼勳殘忍暴戾，心理變態，動不動就隨便殺害侍奉的丫頭，並分食之。《宋史.外戚傳》載：“繼勳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女儈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後來終於在太平興國二年（977年），被太宗趙光義斬殺於洛陽。

宋朝是個重文輕武的朝代，統治者對文人的重視遠遠蓋過任何外戚。朝廷為了防範外戚、內庭、後黨、武將獨攬大權。透過完善中央集權制度，選舉文人入仕中書、樞密院、三司等等這些部門，同時分化宰相政權、軍權、財權，集權於皇帝。百官之間形成相互牽制之勢。文人言官專心為皇帝辦事，維護趙宋皇室利益，只對皇帝一人負責。從而減少了後黨插手朝政或是僭制稱帝的機會。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宋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真宗死後，仁宗年幼，主少國疑，大臣不附，百姓不信。劉氏力排眾議，以“皇帝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之名，垂簾聽政，獨攬專權。後更是非法僭制，穿龍袍行封禪上尊號，由於寇準、范仲淹等文官集團的因勢利導，陳是明非，使劉氏始終沒有稱帝，最終還政於仁宗，落了個“比肩武呂，而免其惡名”的好皇后名聲。

終宋一世，基本沒有發生過太過分的女後稱制、宗室持政、內庭禍國、外戚亂政的事。唯一的一次可能是或許是被稱作“千古之謎”的“燭影斧聲”宋太祖暴崩吧？其實需要歸功於整套中央集權體制的協調高效運轉和宋朝輕武重文的政治氛圍。使宋能不落窠臼，成為少有的幾個沒有後宮亂政的王朝而令人心嚮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