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史詩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黑格爾與巴赫金都從這個角度探討小說本質。二位學者的理論代表了小說與史詩關係不同的兩面,一面是小說的歷史,另一面則是未來;一面是對史詩的繼承,另一面則是背叛。

史詩和小說的區別非常大。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類比。

史詩分為兩種，英雄史詩和創世史詩。內容表現對英雄的崇拜歌頌，夾雜著神話想象般的創世假想。其內容的表現形式比較狹窄。

小說的內容則包羅永珍，既有社會人文，也有戰爭詩篇，還有科幻想象和修仙修真。可以說涉及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以及人類想象的各個層面。

史詩可以吟唱，要求有一定的韻律，平鋪直敘，簡潔通俗易懂。從格式上看，就是一首特別長的詩。

而小說的表現形式則多種多樣，直敘倒敘插敘，甚至還有反覆交叉重疊。但總的目的，是引人入勝。

總結一句話：史詩與小說兩者有很大的差別，如果說相似之處，那就是都是在講故事。

首先說史書和小說的寫法，史書最有名的是《史記》，四大名著中《水滸傳》算是非常好的小說。就用這兩個作比較。

《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何謂以文運事？就是先有事實本就如此如此，但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譬如我們寫紀念父母祖宗的文章，事情擺在那裡，但是需要去安排。這個很難，非常難。事實總是曲折複雜，很多過程也是無聊的，所以取捨銜接，很費腦筋。即便如司馬遷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卻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

何謂因文生事？就是也許並無事實，或者拿著事實去想象，靠想象力和文采做出文章。

這就是《水滸傳》的寫法，也就是全靠想象，跟金庸小說是一個道理。但是想象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想象力和才能不足，寫出來的東西就是胡編亂造不合情理的，讀來無味。真正好的小說，包括水滸三國紅樓金庸在內，都愛借部分事實來合理發揮想象。真的是機關算盡，甚至連人物名字都要想方設法作出名堂，如《水滸傳》裡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弟兄三個人，可是單就這三個名字，也不一般。小七是七，小二小五合成七，阮小五又叫二郎，又獨自成七，三個人離合相托，總共有三個七，三七二十一。

讀過《易經》就知道，這恰恰是少陽之數。而水滸一百零八人必須自居於陽，這對有傳統道德觀念的人來說很重要，即便是當土匪，也要名正言順。但是雖然用這三個弟兄表明了他們非陰是陽，但是必須退居於少，是少陽，在義理中，少陽是必須遵從乾道老陽的，所以，他們必須尊奉朝廷，這是為宋江投降招安早就埋下的伏筆。

至於《紅樓夢》用到它的就更多了，好多人都研究呢，比如有人就研究了——從第一回起，題目便叫“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甄士隱就是“真實隱（藏）”，賈雨村就是“假語存（在）”，所以曹雪芹說“滿紙荒唐言”，其實看透了就不荒唐了。還有什麼賈寶玉本來就是一塊女媧丟棄的石頭，丟在了“青埂峰”下，青埂峰其實就是“情根峰”，從一開始就說賈寶玉是他寫情的物件，但並不是真正的情根，而是情根峰下受其雨露的石頭，所以悲劇是難免的。這種東西，其實都是研究者在說，一般讀者很難想得到。

《史記》這樣的史傳文學也不是對生活的照搬照抄，“有事之巨者而隱括焉”、“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有事之缺者而附會焉”、“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什麼意思呢？就是也許大家熟知的大事件概括一說甚至隱去；細節卻要多加闡述自己觀點；沒資料的部分為了文章也可以推理猜測；一大堆資料也要做刪減。“無非為文計，不為事計也”。

寫文章一切都是為了文章計算，並不是對材料或實施計算。所以錢鍾書說“文如其人”這句話未必對。

史傳文學尚且離不了簡化、誇張、虛構，作為以塑造人物、揭示矛盾衝突以反映社會生活的小說則更應該普遍採用這些手法，融知識性、文學性、可讀性、鑑賞性、娛樂性於一體，造就雄深博雅、四海流傳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