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延續是中醫藥有效的巨集觀證據存在明顯的邏輯漏洞，如果頂級的中醫藥學者都不講邏輯，中醫藥將一直稀裡糊塗下去。

第一、中華民族遠比中醫藥要悠久

中醫歷史是有據可查的，也就兩千多年。就算有爭議，再怎麼也早不過甲骨文吧？那麼在此之前中華民族的先祖們是咋生存下來的？

第二、沒有中醫藥的種族延續是靠什麼？

很多民族並不存在中醫藥，他們也延續下來了。有人說他們也有醫藥系統啊，這可以說明他們的醫藥系統也有效，同時這不能否認中醫藥的有效性。對於人類你可以這麼說，對於其它生物呢？病毒細菌種族延續也是靠的中醫藥？

種族延續是一種生物演化結果，我們看到的生物都具備種族延續的功能，不能延續的都被自然淘汰了。跟中醫藥，甚至跟醫學都沒有半毛錢關係。

第三、從邏輯關係上來看，種族延續反到更可能證明中醫藥無效

古代醫學的有效性一直存在很大疑問，不論是中國古代醫學還是西方古代醫學。因為在古代醫學體系下，東西方人均壽命也就三十多歲。三十多歲是什麼概念呢，也就是下一代能夠生兒育女的最低年齡。人類生育率低，幼崽成長的非常慢。在這樣種群中，一般父母一輩都可以活到看見子女生育的那一天，這是一種自然選擇的結果。如果一個種群生育率很低，他們又死的太早，不能把子代養育成熟能夠自食其力生兒育女，那麼這種生物就滅絕了啊。

因此人類壽命三十多歲是一個下限，是種族生存的下限。沒有任何醫藥人均壽命也將在下限之上。而現代醫學（抗生素和疫苗為代表）問世以前人類平均壽命一直在下限邊緣徘徊很大程度說明古代醫學無效。

種族的延續是中醫藥有效的證據的論點屁股決定嘴巴的典型案例。而且很不高明。

我推薦一個更加高明，更加具有迷惑性的說法。供專家們學習進步之用。

中醫藥滋陰補陽，強身健體，有病治病，無病防身。即使不需要防身，沒事兒吃點也能圖個吉利。

先思考更一般的問題：生物種族的延續和什麼有關？生物種族延續和醫學有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生物和環境是一對相關的整體，生物必須適應它所處的環境才能生存，種族方可延續。在生物適應環境的過程中，有一個能力不可或缺——學習能力。

單細胞生物靠變異去適應環境，通過個體死亡來學習獲得適應環境的能力。多細胞生物發展出感官和具有學習能力的腦結構，可以在個體活著的時候提升適應環境的能力。而人類則是進一步通過工具（如語言，畫，紙）把不同個體的學習成果儲存，並再次學習，減少學習的成本和週期。值得注意的是，人類是同時踐行著三種學習方式的。

醫學是人類所有學習內容的一部分，歷史上不同的族群都有醫學內容，但多少不同，成熟度不同。人類的延續離不開學習，其中包括醫學知識的學習。

"離不開"表達的是邏輯的相關性，既不是"充要條件"，也不是"毫無關聯"的。就如我們說中國離不開強大的國防能力，但世界上也存在沒有軍隊的國家。

回到主題，人類延續靠什麼？這個問題本身是沒有答案的。迄今為止，沒有人能找到人類"必然得以延續"的條件。

延續的問題除了是"定性"問題，還是"定量"問題。那麼多人類的種族得以延續，但它們延續的方式，程度如何？簡單的對比便知道：很多種族僅僅是在延續的"邊緣"。

中華民族的"延續和發展"或多或少都能佐證中醫藥是有效的。這是一個模糊，但是肯定的觀點。人們可以逐步將其清晰化，而不是直接的"否認"。

而題主所謂的"邏輯"思辨，不過是"強化"了"關聯性"為"必然性"，然後在"必然性"的基礎上做一些真假判斷而已。

依靠一個模糊的問題背景，說一些"似是而非"的論斷，不一定是增強了思維能力，而是進入了思維的陷阱。

可以這麼說，種族延續就是跳大神有效的證據。

大象沒滅亡證明大象會中醫。

中醫根本就不是一個邏輯嚴謹，有值得推敲的邏輯脈絡的學科。比如一個人喝了一口尿兩天以後感冒好了。中醫就認為尿就是治療感冒的特效藥。

至於喝多少有效，就瞎編一個劑量，比如一碗。

中醫全是這麼來的。

你要說都沒效肯定不對，但是中醫無法形成科學，只是經驗而已，經驗就拿來服務現代醫學就完了，不非要中西醫結合。

中西醫結合就是完全放屁。

現代醫學和中醫咋結合，比如我就見了一個看中醫，通過號脈給我判斷我的血壓。

然後他在量了6次血壓，終於得到了他吹牛逼瞎說的數值。然後他就非常開心的覺得自己證明了他的號脈技術高超。

華佗，張仲景都驚呆了。

中國中庸之道，比如結合，比如改革。本來就是中性詞。

在中國這倆詞和變好變強是劃等號的。看不懂。

2020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張伯禮等諸多行業人士共同釋出了《循證中醫藥研究北京宣言》。 張伯禮院士在致辭中表示，中醫藥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有效，種族的延續這是巨集觀證據。

張伯禮院士是中醫權威，戰鬥在武漢抗疫一線勞苦功高，因勞累過度引發膽囊舊疾需要手術，的確令人敬佩。張伯禮雖然是專家不代表句句是真理。

中醫藥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是肯定的，而且的它的有效性已經被幾千年的歷史證明了。種族的延續就是巨集觀證據，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種族的延續不一定是中醫有效的巨集觀證據。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後來又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由於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歷史淘汰出局。這些民族文明的消亡不是因為它們沒有中醫，實際上有的文明比中醫的歷史還要早。

美索不達米亞人開創了人類早期醫學，《漢莫拉比法典》就記載著青銅手術刀具已在醫療中廣泛使用。古埃及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就已經有醫學專著是紙草文醫書，記載各種疾病和外科手術。可是它們最終都消失滅亡了。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醫學，傳統醫學藥物的起源同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取之於天然的植物、動物和礦物，這是民族生存的本能。傳統醫學都是為民族健康服務的，對於種族延續是有幫助的，但是不能說種族延續是醫學有效性的巨集觀證據。種族延續是多種因素造就的，醫學因素不過是其中一個，很多種族的滅亡和醫學沒什麼關係。

中華文明之所以幾千年沒有消亡，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中中國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更具有一貫性，數億人數千年來在政治、文化上團結至今。他們展示出了這種政治、文化的統一技術，並擁有以此獲得成功的極為珍貴的經驗，而且那種統一化傾向正是當今世界絕對必要的需求。中中國人與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認為是不可或缺和不可規避的人類統一過程中將扮演主導型角色的理由正在這裡。”（《展望二十一世紀·下卷》）這是文明的力量，這才是種族延續的根本原因。

中醫藥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中醫藥是民族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著名哲學教授任繼愈先生曾說，中國哲學史一直以來就認為中醫哲學是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黃帝內經》是中國哲學的第一章。《易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說：“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不瞭解中國哲學就不能瞭解中醫藥。

中醫藥透視著古代民族的世界觀，不能簡單以有效無效來判斷。中醫藥有個先天不足就是醫巫同源，《說文解字》對“醫”解釋中特意註明最早的醫生就是巫師。後來雖然巫醫分離，但是中醫身上巫術的影子一直都存在，當然不能說中醫就是巫術，但是中醫的理論和思維方式不可避免受到影響。胡萬林這類騙子實際上就是現代的巫術，和跳大神的沒啥區別，但是就是很多人相信。所以你不能說跳大神的存在就是因為有效吧。

《本草綱目》就是中醫藥的代表作，記載的很多藥充滿神祕主義和莫名其妙，大量的穢物入藥：牛蹄中的水、三家洗碗水、磨刀水、豬槽中水、溺坑水、鞋底下土、床腳下土、燒屍場上土、冢上土、蚯蚓泥、犬尿泥、糞坑底泥、簷溜下泥、樑上塵、門臼塵、寡婦床頭塵土等等都能治各種各樣的疾病。還有人身上的東西都可以入藥：頭髮、頭垢、耳屎、膝頭垢、爪甲、牙齒、人屎、人尿、乳汁、經水、人血、精液、唾液、齒垢、鬍鬚、陰毛、人骨、天靈蓋、胞衣、臍帶、人膽等等都是良藥。實際上這就是受到巫醫思維方式的影響，才有這麼多奇怪的藥。

古代的中醫沒什麼地位，韓愈說過，“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秀才學醫，籠中抓雞”，中醫與儒學、道學、易經八卦、陰陽五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可是中醫沒什麼地位，儒生們沒有人願意學醫，都是考場失意的沒有辦法才去學醫。李時珍就是考不上舉人才去寫的《本草綱目》。所以中醫的名醫特別少，庸醫特別多，害人不淺，所以魯迅才說，“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在工業革命以前，中醫是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古代公共衛生水平相對比西方是好的，不像歐洲那麼臭烘烘的城市。國醫大師鄧鐵濤《論中醫診治傳染病》中指出,我們沒有過黑死病級別的瘟疫 。公元 1347 ～ 1350 年歐洲有 2000 萬人死於鼠疫 。16 世紀末歐洲再次爆發鼠疫 , 至少有 2500 萬人死亡 。歷兩千多年 ,中華大地傳染病一次流行其死亡人數達1000 萬以上者未之有也 。

鄧鐵濤的說法是不是誇大了中醫的作用呢？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樹基認為明末大鼠疫造成1000萬以上的人口損失，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說法。據中國中醫研究院最新編輯出版的《中國疫病史鑑》，從西漢到清末，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大型瘟疫，在這些瘟疫中中醫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中醫的有效性到底如何呢？最成功的案例，中醫世界上是最早對付天花的。最失敗的，在清朝末年東北鼠疫中中醫無能無力，中醫大夫死得最多，是英國劍橋博士伍連德指揮撲滅了鼠疫。

張伯禮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發言時哽咽落淚，為了保護中醫也是拳拳之心。張伯禮完全沒有必要上升到種族延續的高度，因為任何一個民族都可以這樣說自己的傳統醫學。

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當年日本維新變法先從廢除中醫開始，為什麼今天日本的漢方藥已佔領世界中藥市場的80%以上，我們還是停留在原地踏步呢？

的確如此，在沒有西醫的時代，中國先人們是如何避開一次又一次險情？舉幾個例子：

1、被稱為史上最厲害的傳染病之一，天花，曾經導致全球20億人死亡。

那時候沒有天花疫苗，兒童染病的死亡率高達30%。

當天花傳入中國後，得益於中醫中的“以毒攻毒”思想，中醫學家研究出一種採用人痘接種法來預防天花。

即將已經得過天花病人的苞漿挑取出來，陰乾後吹到健康人的鼻孔中，從此以後此人就不在感染天花。

到了清代，清朝政府還設立的“種痘局”，專門負責種痘，可以稱得上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機構。

中醫人痘術發明之後，又傳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在此基礎上，中醫人痘術經過了一些改良和創新，最終演變成為現代接種術。

所以，回到前面所說的問題，正因為有中醫的智慧，中醫的診療理論，中國古人才能首先發明人痘術，不然，為什麼其他國家的人想不出來呢？

近代流行病，中醫顯神威

上世紀50年代，石家莊曾經爆發了流行性乙型腦炎，當時的西醫已經沒有辦法控制，形勢很危急。

當時周恩來總理親自請來中醫名醫蒲輔周。蒲老醫生結合中醫的運氣學說，結合石家莊當地暑溫氣候特性，開出了清熱解毒的白虎湯，大見奇效，療愈率超90%，遠在當時世界水平之上。

這可以說是中醫拯救萬人性命的好例子。其實，類似的案例後面幾年還發生過，也都是在西醫無效時，中醫顯出神威，且沒有任何後遺症。

現代醫學與中醫的親密接觸

2003年非典時，明朝中醫吳又可《瘟疫論》中的一劑藥方，被新加坡中醫學院附屬醫院推薦。這個方子在新加坡被做成稱為“達原飲”的中藥，在關鍵時刻成為應對全新病毒的救命藥。

而屠呦呦發明的應對瘧疾的青蒿素，也是從傳統中醫學中找到靈感。

由此可見，古老的中醫，並沒有隨著歲月逝去而失效。

我們中中國人從小就接觸中醫，對於中醫的療效多數人可以說是親身體驗，不會有什麼異議。

尤其是今天疫情發生以來，武漢建立了專門的中醫方艙醫院，也充分展示出中醫的魅力。

那麼，為什麼世界上有些西醫學家無法接受中醫？

這可能與國家的文化背景有關係。

中國有著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明，歷史上，中國多次成為世界強國時，現代的很多國家很沒有出現，他們沒有多少傳統文化積澱。

不管怎麼說，事實是最好的回答。

很對反對者打著科學的旗號，似乎是一位科學主義者。

殊不知近代有多少曾經被視為真理的科學理論，被現代科學的新發現所推翻。

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可以證明一個事物的存在，但是不能證明一個事物不存在。

因此，很多真正的科學界大咖尚且保持著如此的姿態，其他人是不是應該表現得更為開放一些？

科學的進步永無止境，從最小單位的原子到現代的量子場，不是一直都在更新嗎？為什麼說現代科學暫時沒有找到理論支援，中醫的診療方法就無法成立？

從歷史上很多重要事件看，中醫是延續中華種族的重要因素。當然，這個意思不是說其他國家沒有中醫就無法延續種族，他們也有日常治病的方法，儘管不一定能與中醫相提並論。

就像曾經氾濫歐洲的黑死病，曾經導致一些國家近一半的人失去生命，但只要種族還有人在，自然可以延續。

總之，中醫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讓中國的古人們避免了很多歷史上比較重大的流行病，大大降低了死亡率，這是中醫的突出貢獻。事實上，現在很多西方國家也開始重視中醫，研究中醫。中醫的鍼灸等傳入西方國家並被逐漸推廣，就是最好的證明。

題主描述：

2020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張伯禮等諸多行業人士共同釋出了《循證中醫藥研究北京宣言》。

張伯禮院士在致辭中表示，中醫藥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有效，種族的延續這是巨集觀證據。

問題1，我們種族的延續跟中醫藥有關係嗎？

問題2，當今世界種族眾多，那些沒有中醫藥的種族是如何延續的呢？

西方國家沒有中醫藥，那種族還不延續了？

其實，這裡面真有誤解，感覺到大家偷換了概念，誤讀誤解了張院士發言的本意。

張伯禮院士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中醫藥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中華民族繁衍昌盛就是證據，那個證據是巨集觀證據，非常的寶貴。”

站在客觀的角度上講，既不維護哪一方的觀點，也不迴避客觀事實。

張院士這段話的意思，其實並不是說種族的延續是中醫藥有效的證據，也不是說要用中醫藥進行種族延續，而是說在中華5000年曆史長河中，中醫藥是功不可沒的。

在古代，中中國人看病就醫，保證生命健康用的是中醫藥，也是就是說，中醫藥在中華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保證了華夏兒女的生命健康，促進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繁榮昌盛。

張院士的發言只是為了證明中醫藥是有效的，並不是說用中醫藥來進行種族的延續，更不是說中醫藥保證了種族的延續，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一孔之見，不喜勿噴！！！

張伯禮院士2010年任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2011年被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2014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2016年獲得吳階平醫學獎；2017年被授予“全國名中醫”稱號；2019年獲得全國中醫藥傑出貢獻獎。2003年抗擊“非典”期間，組建中醫醫療隊，擔任中醫治療“非典”總指揮，應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救治患者。2020年2月，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率領由來自天津、江蘇、湖南等地中醫醫療團隊組成的“中醫國家隊”，進駐武漢市江夏方艙中醫院。

張伯禮先後將個人獲得的何樑何利基金獎、吳階平醫學獎、世界中醫貢獻獎等獎金二百餘萬元捐給天津中醫藥大學設立“勇搏”勵志獎助學金，培養立志獻身於中醫藥事業的踐行者。張伯禮為勇搏勵志班制定“責任、堅韌、克已、奉獻”的班訓，注重學生的自我激勵、自我管理、自我淘汰。張伯禮在繼承發展祖國傳統中醫藥事業上做出了突出成績。他潛心研究，用現代科學技術繼承和發展中醫藥事業，傾注大量心血培養高素質中醫藥人才。他醫德高尚，醫術精湛，挽救了許多患者的生命。

張伯禮用誨人不倦、勇於開拓的科學精神，生動地詮釋了一名共產黨人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對人民群眾的赤誠大愛、對科學探索的執著追求，無愧於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光榮稱號，彰顯了一位有崇高價值觀的中醫達人的高遠胸懷。

張伯禮熱愛祖國，為人坦誠，學風嚴謹，富於創新，尊重前輩，虛心學習，善於與他人合作。熱愛中醫教育事業，淡泊名利，提攜後學，關愛學生。

張伯禮校長是中國科技界的著名學者，為國家的教育和科技進步特別是在中醫教育、科研和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作為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張伯禮逆行武漢，奮戰了80多天。以他為代表的中醫藥人為抗疫“中國方案”貢獻了中醫藥力量，身為全中國人大代表的他也在不見硝煙的戰場忠實履行職責。

很有意思的問題，而很明顯提問者是屬於中醫黑一方的，因此提個問題都要斷章取義。

我們不妨看看張伯禮院士的原話

一、做臨床需要的研究。開展新研究目的是回答以往研究未能解答的問題。擬開展的中醫藥臨床試驗、真實世界研究或系統評價，均應當基於臨床需求，分析中醫藥干預的特點和臨床價值，找準研究重點，形成科學合理的假說。研究設計要力爭能夠回答中醫藥干預措施的比較優勢和作用規律，以及中西藥聯合應用的相互作用、潛在風險及成本效果。

二、做科學規範的研究。針對不同的研究問題選擇最佳設計方案。療效確證性研究首選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及其系統評價，安全性評價研究推薦真實世界研究方案。創新發展符合中醫藥特點的臨床研究和證據轉化方法。在醫學倫理框架下論證PICO要素，確保方案科學、合理、可行，特別要注意採用與臨床定位相呼應的療效評價核心指標。採用有效的措施嚴格管控研究實施和資料分析過程中的潛在偏倚風險，保障研究的規範性和結果的可靠性。維護研究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規避利益衝突和學術不端行為。

三、做透明可用的研究。全過程透明是保障臨床研究質量的重要舉措。進一步完善中醫藥研究方案預註冊、審查和發表機制，擬開展的中醫藥原始研究或二次研究均應事先在國內或國際臨床試驗公共註冊平臺註冊研究方案，鼓勵發表研究計劃書。重視證據成鏈，圍繞臨床定位和價值，成體系規劃研究，多層次完善證據體。按照不同研究型別的國際報告標準或管理部門要求，完整清晰地報告研究過程和結果，避免選擇性報告偏倚，做到研究相關資訊可訪問獲取。

四、做高效轉化的研究。證據轉化是循證決策的基礎。根據證據轉化6S模型，建立完善中醫藥研究證據轉化技術體系和支撐平臺。基於EVDS證據庫，不斷完善國內外共享的中醫藥循證評價及證據轉化平臺，為中藥說明書修訂、臨床指南/專家共識制修訂及基本藥物和醫保目錄制定提供決策依據。

中醫黑們詬病中醫的理由就在這個宣言裡進行對應的破解，本身中醫藥也必須有一個比較嚴謹的量化指標進行綜合判斷、評估。

　過去20年，中醫藥學與循證醫學融合發展，推動了循證中醫藥學的形成。中醫藥臨床研究和系統評價數量跨越式增長，形成了可供臨床診療及管理決策的初步證據基礎。為此，循證中醫藥研究聯盟研製了中成藥臨床證據指數分析方法，釋出了中成藥臨床循證評價證據指數，以體現中成藥臨床有效性證據的綜合強度。

　　據介紹，目前天津中醫藥大學循證醫學中心已經與中國循證醫學中心合作建成的中醫藥臨床循證評價證據庫(EVDS)。EVDS系統按照國際通行方法和技術流程，系統檢查文獻，嚴格篩選，雙錄雙核，嚴格評價質量。截止2018年12月，該資料庫系統收錄了中成藥臨床試驗8萬餘個，系統評價/Meta分析4000餘個，涵蓋1700餘個中成藥品種。EVDS可為中醫藥循證決策提供證據支撐。

　　並基於當前證據基礎，循證中醫藥研究聯盟將繼續開展深入的研究，從病證亞型、核心結局指標、方法學質量和比較優勢分析等方面進行分析，推動證據向完善說明書、制修訂臨床診療指南和完善醫保政策等方面的需求進行轉化。

　　此次釋出的證據指數，是以臨床研究的數量和質量來評定的。指數圍繞冠心病心絞痛、中風和腫瘤三類疾病分析了當前可獲得臨床研究證據，分別遴選出各類疾病TOP 10中成藥。包括口服中成藥複方丹蔘滴丸、麝香保心丸、通心絡膠囊、速效救心丸等。

這本是好事，於是這個問題的提出角度就很有意思了，開始抓字眼想要搬老一套理論來攻擊，於是我看到了兩個問題，既然提出來了，就回答就是了。

現知最早的疫病發生於殷商，甲骨文 有：“貞：疒不。”意思是說：當時疫病流行，人們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從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這 2632年間，共記載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從商朝開始，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有文字明確記載的疫病；春秋戰國時期，秦國、趙國更是多次發生大疫；東漢末年，僅是文獻中所記載的大疫病就有16次之多；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動盪不安，政權更迭導致戰爭頻繁，據學者推算，平均每5.8年就會爆發一次大疫；接下來的隋唐五代時期，先後爆發疫病30多次，社會上經常出現“流亡遷徙，十室九空”的局面。兩宋時期，歷史有記載的疫病共有51次之多；元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出現的疫病次數也有30多次，甚至發生一次死亡人數超過90萬的超大規模疫病；從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發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兩年就有一次。進入明清時期後，中國更是迎來了疫病流行高峰期，單單《明史》、《清史稿》中有記載的疫病歷史，明朝發生了180多次，清朝發生了130多次，實際上發生過流行疾病的次數肯定遠不止這些。大疫流行時，往往“死者不可勝計”，“丁盡戶絕”， “戶滅村絕”，是真正的人間慘象!

那麼如果放任不管，人口根本無法增加，生養一批就死一片，國力肯定虛弱不堪，很明顯並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麼我們就來找原因。

對於疫病的管制，除了有利的經濟條件做支撐以外，最重要的疾病管控手段必然要從醫學角度出發。現代人或許覺得古代醫療條件落後，百姓大多都是一些不識字的文盲，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古人在傳播以及普及醫學知識方面，做的並不比現代人差。

唐五代時期，為了向平民百姓普及抗擊疫病的知識，朝廷下令讓人編纂簡便易用的防疫口訣，刻在了木板、石條之上，再將這些木板石條立於村口，以及來往人口眾多的交通要道。

唐朝天寶時期，為了抗擊疫情，皇帝又下令讓各縣長官抄寫古代醫書中的防疫藥方，唐玄宗還親制《廣濟方》這種專門的藥方昭示天下。到了宋朝以後，由於雕版印刷術在這一時期高度發展，所以朝廷可以利用這一項技術發明廣泛編輯、印刷醫書，通過這些在民間廣泛流傳的醫書，向百姓推廣預防和醫治疫病的知識。

在疫病流行的高峰期，控制疫病流行傳播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及時切斷、控制傳染源。

古人在防控疾病時，切斷傳染源的主要方法就是掩埋屍骨，避免病菌的進一步傳播。據史書中記載，每一場瘟疫過後，必然會導致有的百姓家破人亡，因病去世的人有時候無法及時掩埋，會出現白骨露野的悽慘景象。在這種荒涼景象的背後，由於患病屍骨拋屍田野，有的時候反而會加速病菌對於活人的傳播。因此，歷代統治者對於掩埋屍骨這件事，都非常的重視。

漢朝時期統治者下詔，凡是因疫病而死之人，政府都會賜葬錢，這筆錢能夠讓百姓緩解悲痛情緒，積極的掩埋病者屍骨，快速脫離疫病造成的困境；唐玄宗年間發生江左大疫後，皇帝馬上給各郡縣長官下令，絕對不允許將死者屍體隨意拋棄，如若沒有死者沒有家屬安葬，地方官員必須將這些屍體進行集中安葬處理，斷絕病菌通過屍體傳播的可能。

現代醫學控制傳染病過程中，控制傳播途徑也是管控疫病的重要步驟之一，比如在此次肺炎中進行居家隔離觀察，就是切斷傳播途徑的重要方法。其實早在夏商周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應對傳染病的隔離思想，據《易·兌卦》記載，為了防治疫病的進一步擴大，人們就會樹立柵欄將患者隔離在特定的區域中。

西漢時期，青州發生大疫，政府就立馬騰空一些民用住宅，作為病人隔離、治療的臨時基地；宋神宗年間，在杭州擔任知州的蘇軾碰巧遇到吳地大旱、飢疫並作，他便帶頭在杭州建立專門處置疫病病人的病坊，讓杭州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此後歷朝歷代都會在大疫之時，採用病坊隔離病人，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古代的統治者意識到疫病對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十分重視加強對醫療衛生的管理，建立了專門的醫療機構，並創辦醫科學校。

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立醫科學校建立於南宋元嘉二十四年（443），與此同時存在的北魏也出現了官立的醫學校。隋唐時期，政府在中央設立了太醫署，太醫署不僅是醫療機構又負責醫學校的管理。醫學校設醫學、針學、按摩學等專業，培養出了大批具有醫學知識的學生，對普及醫學知識、破除巫術迷信、防止疫病流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宋代的中央醫療機構更加完備，設立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之事”。並設定了太醫局、惠民局、方劑局、藥局等專門機構，主管政府的醫學教育和藥材經營。在疫病流行時，這些機構由政府統一調遣，到民間散發藥品，治療疾病。到了南宋，政府更是將其推廣到地方，由諸路提舉常平司專門管理。太醫署等醫療機構從隋唐時期主要為皇室和政府服務，到了宋代時期政府的醫療人員已經深入到尋常人家，開始為普通百姓治病。

公元629年，唐朝開始在地方設立州醫學，有醫學博士和學生。甚至在西北的邊陲地區，也都設有醫學生。玄宗、代宗時期，政府又多次規定了地方人戶數目和醫學生數目的比例。宋代以後，地方州縣醫學校的設定更加普遍和規範。“諸縣主客不及萬戶，補醫學一人，萬戶以上二人，每及萬戶增一人，至五人止……醫生，京府節鎮十人，內小方脈三人；餘州七人，小方脈二人；縣每一萬戶一人，至五人止。”各州縣醫學生負責保管政府頒發的醫學書籍，如有人想借去傳抄，醫學生還必須負責幫助正確抄寫。到了明清時期，政府又把惠民藥局推廣到全國各地，在邊關軍隊的駐紮地和有人聚居的地方都派有醫生、醫士或醫官，並建立起一套針對醫官的考核制度。

由於疫病對社會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中國古代政府逐漸意識到普及醫療知識的重要性。從隋唐開始，政府大力提倡醫療治病，反對和打擊巫術迷信。

唐玄宗時期，下令各州縣都要抄寫《神農本草經》和《百一集驗方》，不久又頒佈玄宗親制的《廣濟方》。到了宋代，隨著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朝政府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技術，大量刊行醫書，向各州縣推廣，宣傳預防、醫治疫病的知識。

北宋 初年，宋太祖下詔改編《唐本草》，增加了155種新藥，取名《開寶本草》。太宗時期又校訂了一大批前代的醫書，並且編纂了《太平聖惠方》。仁宗時期，中央設立了專門負責蒐集、整理、考證、校勘醫學書籍的校正醫書局，推動了宋朝醫學知識的普及。徽宗時，政府頒佈了《聖濟總錄》和《和劑局方》，作為當時設立的官藥局配藥的依據。後經過不斷的修訂和增加，南宋時期改為《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並頒行各地。明清以後，隨著醫療知識的不斷推廣，研究疫病的醫學書籍明顯增多，醫療治病的觀念在民間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在生產力和醫學科學水平低下的古代，祖先們雖然不能完全認識到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和確切的治療方法，也不能更有效地抑制疫病的傳染和流行，但是，在長期的抗災救疫過程中他們積累了豐富的對付傳染病的科學知識和方法。當今社會雖然抵禦疫病的能力有了空前的發展，但新的疫情仍然會不時出現，祖先們為我們遺留下來的應急知識就顯得尤其珍貴，清潔環境衛生、隔離救治等等方法我們今天依舊在使用，古人的防控措施也為我們今天的疫病防治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歷代大疫出現的大醫

自古對於疫情的應對，中國古代醫者從沒有放棄過研究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就有相應記載

黃帝曰：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樑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氣可幹，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邪幹。氣出於腦，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又一法，於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於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洩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同入閤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實，不用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終，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七日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氣咽之，服十粒，無疫幹也。

黃帝說：我聽說五疫發病，都可互相傳染，不論大人與小兒，症狀都象一樣，若不用上法治療，怎樣能使它不至互相傳染呢？

岐伯說：沒有被感染的人，體內有正氣的存在，但是還不夠，邪氣依然可能會入侵，需要避開毒氣。如果邪氣從鼻子進來了，把邪氣從腦子逼出，那麼邪氣就不會感染你了。如果你想進入有瘟疫的室內，你需要做什麼，文中的五行氣也皆為道家功法類似，也就是說，你要是進去有瘟疫的室內，不想被感染，你需要行五行氣法，然後觀想頭頂北斗七星，進行道家功法的儀式後，你將有五行氣保護，這樣你才能入室。

顯然當時藥石之力難以有足夠效應，因此當時的古人運用強化自身免疫力的方法。但同時又找到了一些嘗試的思路，也就是有人成功過就記錄下來留待後人驗證，而這些思路也給後來者提供了很多理論方法基礎。

醫聖張仲景

東漢末年張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間死亡了2/3，其中因“傷寒”這種疫病死去的佔七成。張仲景在傷心哀痛之餘，積極救疫，後來寫成了《傷寒雜病論》。全書細緻地辨別患傷寒者不同階段的症狀變化，提出相應治法，成為中醫辨證論治的典範之作。更為激勵後人的是，他強調醫生要有“上以濟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的擔當精神，在研究醫學中貫徹“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嚴謹態度，因此被後世尊稱為“醫聖”。

藥王孫思邈

唐代名醫孫思邈的名篇《大醫精誠》，樹立了中醫的醫德規範，其中要求醫生要“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在救治病人時“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實踐，收治被社會歧視的慢性傳染病麻風患者600多人。他還提出“天地有斯瘴癘，還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的防治思想，有“藥王”之稱。

名醫李杲

1232年，蒙古軍隊圍攻汴京，金兵死守數月，發生大疫。《金史》記載：“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對當時流行何種瘟疫，學者們尚有不同意見。當時名醫李杲則從中醫角度出發，創立了脾胃學說，強調通過治理脾胃內傷，令“正氣存內”以抵禦病邪，這特別適合戰亂環境中營養不良的人群。對於急性瘟疫，李杲創制的“普濟消毒飲”全活甚眾，人們將藥方刻在石碑上以流傳。

他的學生羅天益也成為善於救疫的名醫，在元代軍隊中救治了許多染疫的官兵。

宋代“真州大疫”出現的“實濟局”

宋代“真州大疫”期間，有一代名醫許叔微（真州人），“遍歷里巷治療，救人不可勝計。”及至清代“戊子大疫”，揚州中醫更是形成了有組織的抗擊瘟疫的方略，收到更為顯著的效果。

面對“戊子大疫”的嚴峻形勢，揚州中醫心急如焚，經過共同協商，議立施診局。由“京口劉笠農先生、句容楊春華先生……肩領袖之職”，召集了當地醫師磋商，徵得典業、錢業商賈的同意，“先量集資，權作藥金局費。”在醫師們的德行鼓舞下，“邑主劉司馬，亦出巨資，以襄厥成。”

“施診局”設於四聖觀中，後定名為“實濟局”。“名曰實濟，實心實事，不務虛名，只求有濟。”局中除地方慈善家若干外，主體為醫師28人，這在當時是一支較大的醫療隊伍。如此同舟共濟、齊心協力的善舉，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比較罕見的。

開局三十日，“送診萬餘人，賴以全活甚眾。”“諸君黎明赴局，分班輪診，日昃不遑，就診者，戶限幾穿……普施藥餌，以此全活甚眾。”

“真州大疫”後，許叔微將防治瘟疫的經驗編寫成書，其中《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傷寒九十論》《普濟本事方》等書流傳後世。

“戊子大疫”後，湧現出趙履鰲、江曲春等數位名中醫。“趙江二公，又與在局諸君，再三商酌，以病形百出，治法各有不同，因折衷諸家，各著論辯，一則實事求是，活人之心有加無已……”這便是《霍亂新書》《霍亂論摘要》兩部醫書的問世。

揚州中醫在“局事將蕆，聞鄰邑猶有行疫未已者，古人云：問路於已經，謹將親歷時症，筆之於書，雜病弗載，芻蕘一得，以備賢者採擇焉”。

當代，邗江老中醫闞服彬將珍藏多年的《霍亂新書》《霍亂論摘要》各一冊奉獻出來，交由衛生部門重刻刊行，遂成不可多得的醫藥史料。

明清時期，出現了許多現在仍然在應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醫在實戰中總結出來的。

1893—1894年，華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鼠疫大流行，從廣東高州蔓延到廣州、香港，此後數年連續不斷。在疫延初期，高州中醫羅汝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親入疫區，反覆觀察病情，最後選用解毒活血東加減，採用特殊給藥法，形成了有效治法。

但第二年疫情復熾，再用原方竟然無效，羅汝蘭再次實踐，發現疫毒更重，於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後“尚救九成有餘”。他將成功經驗寫入《鼠疫彙編》一書，廣泛傳播，各地醫生仿效應用，廣東高要黎佩蘭、福建鄭奮揚都報告成功率達到八九成　。

廣東中醫羅汝蘭採用取法吳瑭治療溫病之三焦辨證, 以王清任之解毒活血湯為基本方, 按症狀加減用藥, 治療廣東的大鼠疫，取得很高的治癒率。 史書記載：“惟其對症用藥, 故能投無不效。他鄉用之, 十愈八九。 是年見症幾三百, 施藥二百七十餘, 共死四十餘人, 除誤醫與不服藥二十餘人外, 尚救九成有餘 。”廣東中醫對鼠疫患者的治癒率高達90%。（這裡我要加個註釋，能夠及時送醫的都是身體強壯之輩，稍微弱點早就病發而亡了，因此即使醫生可以妙手回春，但是治療的總數還是太少了，只能說總結出對抗疫情的方案而已）

面對各種瘟疫，一代代大醫毫不退縮，不避艱險，反覆在實踐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價值的經驗。像清代著名醫家羅汝蘭，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無法阻止鼠疫流行。《申報》記載，僅在1894年廣東全省死亡達數萬人，加上後來疫情十年間死亡近20萬人。

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官方記載死亡2500人左右，民間估計死亡人數過萬。當時香港人口僅有24萬，就有8萬港人驚惶逃離香港躲避鼠疫。

當時香港鼠疫大流行，死人如麻，香港西醫說中醫不識治疫，請港英政府禁絕中醫。而中醫界則聯絡士紳，上書港英政府華民政務司，請將鼠疫病人交給中醫，西醫各一半，表列成績，不作空談，一考，中醫療效超過西醫。西醫不服，二考，成績以百分計算，西醫得三十餘分，而中醫得六十餘分。由此香港中醫得以保全。”

香港這次中醫和西醫連續兩次比賽，均以中醫治癒60%以上的鼠疫患者大獲全勝。而西醫僅治癒30%鼠疫患者。中醫治療鼠疫的得分高出西醫一倍。

面對鼠疫，香港很多西醫束手無策，匆匆返回英國避難。香港有三位老中醫黃噙洲、徐午初、勞子開，堅持接診鼠疫患者，挽救了很多香港人的生命，贏得了香港人的尊敬

在1894年之後，廣東各地的鼠疫仍然經常發作，中醫的治療經驗也不斷成熟。新會中醫樑鏡泉在1894年用黃蜞吸血法配合散瘀提陽藥治療，效果一般，“惟是症初起醫治無由，逼得借而用之，本非善法”。後來逐步總結經驗，放棄了吸血法，單純 用中藥重劑治療，效果非常理想，經驗收載於《疫核醫最易》一書。

當時香港西醫治療鼠疫的方法, 在我們看來是相當可笑的。香港潔淨局官員將鼠疫患者送到泊於水中的醫船, 先讓患者吞下混有某些液體藥物的12盎司白蘭地, 然後把6 磅的冰塊置於患者頭頂, 並在患者胸部、四肢也各置1 磅冰塊。用這樣的治療方法, 十個患者中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醫船的，死亡率高達90%以上。

因此別老抓著人口平均壽命做文章，雖然我也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推翻，但是很明顯，影響人口平均壽命的不是疫情，而是戰亂和饑荒。古代大醫和朝廷的多管齊下，能夠有效控制疫情的發展態勢，在生產力低下、交通嚴重不發達的時代，能夠做到這樣已經相當不錯了。

這也是我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中國種族的延續跟中醫藥有關係。問題2：當今世界種族眾多，那些沒有中醫藥的種族是如何延續的呢？

很顯然這個問題相當無厘頭，因為當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草藥學，可是和中醫相比，由於是巫醫不分家，因此帶有的神祕色彩過濃，對於草藥的使用都屬於很粗淺的階段，甚至放血療法都是理髮師在操刀就知道其多不靠譜了，可是也是因為這樣，西方的醫學更替才更加迅速，用草藥學的基礎與各學科進行緊密結合，建立了現在的西藥體系。

可是很明顯，當時的歐洲對於疫情是無力反抗的，充其量就是做隔離。

我就以鼠疫作為一個依據

公元542年爆發於查士丁尼大帝（就是搞了《國法大全》的那位）統治下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

在瘟疫傳播的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總死亡人數在20萬人以上，幾乎摧毀了君士坦丁堡，並從那裡傳播到西歐，此後又在地中海地區飄掠肆虐兩個世紀之久。人們把這次起源於公元542年的鼠疫稱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歐洲南部1／5的人口喪命，它以後五、六十年間裡又有幾起流行，估計總死亡人數達1億人。

起源於中世紀，延綿數百年。也正是這一次的恐怖，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恐怖名頭。1348～1351年在歐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內即死，3年內喪生人數達6200萬（有的說是3000萬），歐洲人口減少近1/4，其中威尼斯減70%，英國減58%，法國減3/4。從1350～1400年間的歐洲人壽命從30歲縮短到僅僅20歲。直到16世紀末，歐洲每10年就發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個16、17世紀，鼠疫仍是威脅歐洲人生命的頭號元凶，至少有2500萬人死亡。1664年到1665年，倫敦再次發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這次流行中被命名為“黑死病”（Black death）

歐洲人只能通過隔絕，把發病的村落封死，讓村裡的人全死光了，以此建立隔離的手段，治療對於鼠疫是無效的，因此沒有相關記載。

因此沒有中醫的其他種族都有他們自己的草藥體系，治不好就靠跑，換個地繼續生，擴大族群數目，歐洲這個狀況直到工業革命之後才開始改變，而很多種族甚至到現在還維繫著這個傳統。

太讓人失望了！堂堂中醫藥領域的院士竟然說出這種話來。如果事實真的如此，我又知道了為什麼中醫幾千年來發展不如人意的一個原因。

如果說中華民族的延續就是中醫有效的證據。那麼，世界上那麼多民族的存在是否就是各民族醫學有效的證據呢？

進一步地追問：沒有醫學的所有動物能存活到今天，這本身就證明了在沒有醫學的情況下，種族是可以延續的！即是說——物種/種族的延續與醫學無關！

因此，中華民族的延續根本證明不了中醫的有效性！

這種觀點，不管是什麼人提出來的，對中醫藥的發展都只能起阻礙作用。因為它可以誤導從業者、麻痺從業者，使從業者看不到真正的問題所在，從而阻礙中醫藥的發展。

其實，中醫藥的有效性是不容爭辯的客觀存在，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和精力在這個“偽問題”上……要真正發展中醫藥，中醫從業者需要真正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中醫的療效具有很大的“捉摸不透”性？（任何一名國家級的中醫大師，誰敢肯定地給出”自己醫治的病人會出現什麼樣的效果、何時出現”這類答案。而西醫就基本做得到！這二者之間的差別就是中醫發揮療效的機理所在！作為中醫從業者的中醫生們，你們清楚嗎？如果不清楚，你們怎麼發展呢？）

正是這種“捉摸不透”性，讓中醫的效果表現出“不可預測性”和“難以複製性”。而這兩點是阻礙中醫藥發展的大敵。

不要再把精力放在這種無謂的證明上了，還是先集中精力解決好中醫藥有效的原理吧。千萬不要辜負了當前中醫藥發展的有利大環境！否則，你們都將成為中醫藥的“罪人”——讓大好時機從自己面前白白溜走。

怒其不爭的一名西醫從業者。

如有得罪，請多原諒。

為了幫助大家對上述問題的理解，我在下面提出以下問題和我個人的部分答案。從這些問題和回答中，你可能會覺察到一些不同。

1、中醫藥能治癒癌症嗎？

答案：能。

2、中醫藥有治癒癌症的真實案例嗎？

答案：肯定有。

3、既然如此，那麼，給你100名癌症現症病人，你能治癒幾個？用多長時間能夠治癒？

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你就弄懂了中醫藥療效的原理。也就解決了中醫療效“捉摸不透”、難以把握的問題；也才談得上發展中醫藥的問題。

如果不能夠回答此問題，也許你還是中醫的門外漢，哪怕你從業了幾十年……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談什麼發展中醫藥呢？你連門都找不到！

你行嗎？

那些治癒了癌症病人的中醫師們最想做的事是什麼？——複製他們成功的療法啊！（這可是名利雙收的事）

問題是——他們根本複製不了！

為什麼？

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你才能說自己真正弄懂了中醫。也才有資格來談發展中醫藥……

任何人都有權力對中醫藥有效性進行論證。這種論證最好是符合科學精神。用種族延續來證明中醫藥有效性毫無意義，沒有任何說服力。

當今世界上，種族有許多都延續下來了，並將繼續延續下去。但那些種族幾乎都沒有使用中醫藥。

張院士怎麼就沒用中醫藥把自己的膽囊炎治好呢？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有御醫，某些皇帝早亡，這些御醫們也沒有辦法。

在中醫藥獨霸天下的各朝代中，中華民族人均壽命並不高。在當代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高的某些國家，並沒有依靠中醫藥。

當然，一個國家人均壽命高低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並不完全取決於使用什麼醫藥。但卻可以證明中醫藥對於人均壽命的長短的影響與非中醫藥相比，並無優勢可言。

在中藥中，究竟哪些化學成分是有效的，哪些化學成分是無效的，哪些化學成分是有毒副作用的，這也需要用現代科學技術來進行檢驗和提煉。只有這樣才符合科學精神。只有這樣才符合""院士""這個頭銜。

中華民族的延續不能作為中醫藥有效性的充分證明。張院士把中華民族的延續同中醫藥綁架在一起，這是對中華民族的褻瀆。

這種違背科學精神的自我抬高，也許恰恰符合中醫理論的精神吧。

中醫藥必須用現代科學技術對其進行檢驗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走向中醫藥的現代化發展之路。

實現中醫藥現代化需由具有現代化科學技術思維的中醫藥專業人士去實現。那些對傳統的中醫藥只知唱讚歌不知道對中醫藥進行改造的人，對中醫藥的發展起不到好的作用。

不知道張院士是哪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