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雖然大權在握，但一直尊重漢獻帝權威，甚曹操說過的“設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其實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觀地說，應該稱曹操是東漢王朝的終結者和繼承者，他讓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過了最後的歲月並順利地繼承了其“遺產”。
曹操的軍事文學才能很少有人否認，稍微有爭議的是他的政績。
自東漢桓帝靈帝以來，旱災、水災、瘟疫、暴動、少數民族叛亂不斷，民不聊生之餘人口、戶數大量減少。根據後漢書記載，漢桓帝時期，比較大的災禍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按照這個估計，僅此一年這兩地就餓死了大約三四百萬；漢靈帝時期，“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餘小規模的天災、少數民族叛亂或入侵，不計其數。加上爆發於公元184年的黃巾大起義和隨後的軍閥混戰後，生產遭到了完全的破壞。這樣的亂世中，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使民眾豐衣足食，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恢復生產的方法，無非是開源節流，這兩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實行，實際上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社會主義？)，工作效率當然高於普通的自耕農。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內就將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並不過分。曹操在攻破鄴城後，鑑於東漢後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製，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大力制止對農民的亂攤派行徑，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
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並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
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後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現了這樣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設大興土木，孫吳拼命破壞殺人越貨(嗚呼，我為公瑾一大哭！)。
曹操之後的曹丕曹睿雖然在個人生活上不夠檢點，但卻基本上蕭規曹隨貫徹了這些政策。後來曹真張郃司馬懿之所以能夠屢次在祁山等地把戰術上沒有什麼錯誤的諸葛亮拖垮，就是因為他們“內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質保證。
與之相對應的是，吳蜀這方面的建設乏善可陳。蜀中是因為先天條件優越，境內已經有了都江堰這樣的傑作而無需畫蛇添足勞民傷財，尚情有可原。
東吳則完全是敗筆。
東吳曾兩次在丹楊填建湖田，興建浦裡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勝數，卻因為未能在枯水時施工，導致風急浪高而淹沒墩基，結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敗。難怪後世不得不在江南廣開運河及興建水庫。江南雖然號稱魚米之鄉，三國時的農業水準卻相當低下，連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識的東西都未能普及，又沒有水庫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設，其生產效率可想而知。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百萬雄兵也得餓肚子，又怎麼能爭霸天下？如果說曹魏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那麼蜀漢是保本，東吳則是一屁股債。
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並以身作則。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採，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簡單地說，衣服沒有花裡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繡彩，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宰相劉羅鍋中舊官服一集的創意，是否來源於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
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曹操雖然大權在握，但一直尊重漢獻帝權威，甚曹操說過的“設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其實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觀地說，應該稱曹操是東漢王朝的終結者和繼承者，他讓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過了最後的歲月並順利地繼承了其“遺產”。
曹操的軍事文學才能很少有人否認，稍微有爭議的是他的政績。
自東漢桓帝靈帝以來，旱災、水災、瘟疫、暴動、少數民族叛亂不斷，民不聊生之餘人口、戶數大量減少。根據後漢書記載，漢桓帝時期，比較大的災禍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按照這個估計，僅此一年這兩地就餓死了大約三四百萬；漢靈帝時期，“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餘小規模的天災、少數民族叛亂或入侵，不計其數。加上爆發於公元184年的黃巾大起義和隨後的軍閥混戰後，生產遭到了完全的破壞。這樣的亂世中，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使民眾豐衣足食，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恢復生產的方法，無非是開源節流，這兩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實行，實際上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社會主義？)，工作效率當然高於普通的自耕農。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內就將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並不過分。曹操在攻破鄴城後，鑑於東漢後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製，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大力制止對農民的亂攤派行徑，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
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並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
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後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現了這樣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設大興土木，孫吳拼命破壞殺人越貨(嗚呼，我為公瑾一大哭！)。
曹操之後的曹丕曹睿雖然在個人生活上不夠檢點，但卻基本上蕭規曹隨貫徹了這些政策。後來曹真張郃司馬懿之所以能夠屢次在祁山等地把戰術上沒有什麼錯誤的諸葛亮拖垮，就是因為他們“內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質保證。
與之相對應的是，吳蜀這方面的建設乏善可陳。蜀中是因為先天條件優越，境內已經有了都江堰這樣的傑作而無需畫蛇添足勞民傷財，尚情有可原。
東吳則完全是敗筆。
東吳曾兩次在丹楊填建湖田，興建浦裡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勝數，卻因為未能在枯水時施工，導致風急浪高而淹沒墩基，結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敗。難怪後世不得不在江南廣開運河及興建水庫。江南雖然號稱魚米之鄉，三國時的農業水準卻相當低下，連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識的東西都未能普及，又沒有水庫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設，其生產效率可想而知。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百萬雄兵也得餓肚子，又怎麼能爭霸天下？如果說曹魏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那麼蜀漢是保本，東吳則是一屁股債。
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並以身作則。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採，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簡單地說，衣服沒有花裡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繡彩，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宰相劉羅鍋中舊官服一集的創意，是否來源於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
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