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就是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發展了的哲學自然還是哲學。
哲學隨時代發展，並不是趨附於政治。政治影響哲學，哲學服務於政治，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政治和時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提問哲學要有時代性，還是不是哲學？顯然是把政治和時代兩個概念混為一談了。
下面我們以中國哲學史上的“玄學”為例，看哲學是如何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
“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想的思想主流。是在當時盛行的一種哲學流派。這顯然是時代發展的產物。
“玄學”崇尚老子的“貴無”思想，把老子“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宇宙生成論，上升為了宇宙本體論。
“玄學”還把《老子》、《莊子》、《周易》並稱為“三玄 ”，即用道家的世界觀來解釋“周易”的思想。
它的意義在於用新的宇宙觀，取代了董仲舒“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的神學思想體系，對已經思想僵化了的東漢後期儒家名教，及其形成的形式主義，用來沽名釣譽爭權奪利的世風給了當頭一棒，使得“三綱五常”的正統思想受到了巨大沖擊。
“玄學”於（曹魏）正始年間形成後，就以空前未有的強勢發展起來。
這一思潮一直延續了二百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正始玄學”的產生，是由何晏（何進的孫子、曹操養子）、王弼開創的。
他們認為，具有具體規定性的東西說明不了多樣性世界的統一性，只有無任何規定性的東西，才能成為萬有世界統一性的基礎，這個東西就是老子所稱謂的“道”，也就是“無”（王弼說：“道者，無之稱也”）。它是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哲學思想，也就是說，“萬有”這個末，建立在“無”這個本體基礎之上。
這裡的“萬有”不僅指有形的物質，也包括非物質的無形的存在，如社會制度、政治體制、規則正規化、民間習俗、道德意識、宗教信仰等。這樣以來，道家是“本”，儒家是“末”，儒家名教是建立在道家自然基礎之上的。
第二階段為“竹林玄學”，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向秀、王戎、阮咸七人，號稱竹林七賢。他們把何晏、王弼的客觀唯心論的“玄學 ”，發展為主觀唯心論的“玄學”。
“玄學”開始由原來的思辯走向直抒情懷，不再著力闡述它的宇宙本體論，而是從《莊子》那裡汲取精神自由——“逍遙”的思想營養，注重於人生觀的探討。他們不再提及“道本儒末”的說教，而是把名教天命與道家自然對立起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針對社會時弊，清談玄道，無情地貶毀儒家名教，“非湯武而薄周孔 ”，稱禮法君子為“褲蝨”，其行為放達不羈。
第三階段為“西晉玄學”，由西晉玄學家郭象所倡導。他批判了“竹林玄學”不與世俗合汙，遠離塵世，脫離實踐的主觀唯心論，以及“越名任心 ”來追求精神自由（逍遙）的人生觀。創立了滿足各自“性分”而獲取精神自由的“足性逍遙”說，提出了“遊外宏內”、“內聖外王 ”的儒道合一理論。
在宇宙觀方面，郭象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高唱“崇有”，與“貴無”的“正始玄學”針鋒相對。認為無形無象的“無”就是不存在，不會產生出有形有象的“萬有”，反對老子的“有生於無”的客觀唯心論。
郭象的“玄學”雖然有唯物的傾向，然而卻是形而上學的。在他看來，事物是“自生獨化”的，“有”與“無”之間不能轉化，“有”和“有”之間獨立存在、自行發展變化，從而切斷了事物間的相互聯絡。由於郭象動搖了“玄學”以“無”為本的基礎，使“玄學”開始走向異化，走向衰落。最後，“玄學”的“無”為佛教的“空”所利用。
透過玄學形成、發展、衰落，我們可以瞭解哲學與時代的關係了，那麼，哲學與政治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以“竹林七賢”為例，他們七個人在哲學上雖然保持一致，但他們的政治觀點卻不一樣。
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集團篡位看不慣，所以對司馬朝廷採取不合作態度。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了司馬朝廷。
哲學就是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發展了的哲學自然還是哲學。
哲學隨時代發展，並不是趨附於政治。政治影響哲學，哲學服務於政治，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政治和時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提問哲學要有時代性，還是不是哲學？顯然是把政治和時代兩個概念混為一談了。
下面我們以中國哲學史上的“玄學”為例，看哲學是如何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
“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想的思想主流。是在當時盛行的一種哲學流派。這顯然是時代發展的產物。
“玄學”崇尚老子的“貴無”思想，把老子“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宇宙生成論，上升為了宇宙本體論。
“玄學”還把《老子》、《莊子》、《周易》並稱為“三玄 ”，即用道家的世界觀來解釋“周易”的思想。
它的意義在於用新的宇宙觀，取代了董仲舒“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的神學思想體系，對已經思想僵化了的東漢後期儒家名教，及其形成的形式主義，用來沽名釣譽爭權奪利的世風給了當頭一棒，使得“三綱五常”的正統思想受到了巨大沖擊。
“玄學”於（曹魏）正始年間形成後，就以空前未有的強勢發展起來。
這一思潮一直延續了二百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正始玄學”的產生，是由何晏（何進的孫子、曹操養子）、王弼開創的。
他們認為，具有具體規定性的東西說明不了多樣性世界的統一性，只有無任何規定性的東西，才能成為萬有世界統一性的基礎，這個東西就是老子所稱謂的“道”，也就是“無”（王弼說：“道者，無之稱也”）。它是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哲學思想，也就是說，“萬有”這個末，建立在“無”這個本體基礎之上。
這裡的“萬有”不僅指有形的物質，也包括非物質的無形的存在，如社會制度、政治體制、規則正規化、民間習俗、道德意識、宗教信仰等。這樣以來，道家是“本”，儒家是“末”，儒家名教是建立在道家自然基礎之上的。
第二階段為“竹林玄學”，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向秀、王戎、阮咸七人，號稱竹林七賢。他們把何晏、王弼的客觀唯心論的“玄學 ”，發展為主觀唯心論的“玄學”。
“玄學”開始由原來的思辯走向直抒情懷，不再著力闡述它的宇宙本體論，而是從《莊子》那裡汲取精神自由——“逍遙”的思想營養，注重於人生觀的探討。他們不再提及“道本儒末”的說教，而是把名教天命與道家自然對立起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針對社會時弊，清談玄道，無情地貶毀儒家名教，“非湯武而薄周孔 ”，稱禮法君子為“褲蝨”，其行為放達不羈。
第三階段為“西晉玄學”，由西晉玄學家郭象所倡導。他批判了“竹林玄學”不與世俗合汙，遠離塵世，脫離實踐的主觀唯心論，以及“越名任心 ”來追求精神自由（逍遙）的人生觀。創立了滿足各自“性分”而獲取精神自由的“足性逍遙”說，提出了“遊外宏內”、“內聖外王 ”的儒道合一理論。
在宇宙觀方面，郭象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高唱“崇有”，與“貴無”的“正始玄學”針鋒相對。認為無形無象的“無”就是不存在，不會產生出有形有象的“萬有”，反對老子的“有生於無”的客觀唯心論。
郭象的“玄學”雖然有唯物的傾向，然而卻是形而上學的。在他看來，事物是“自生獨化”的，“有”與“無”之間不能轉化，“有”和“有”之間獨立存在、自行發展變化，從而切斷了事物間的相互聯絡。由於郭象動搖了“玄學”以“無”為本的基礎，使“玄學”開始走向異化，走向衰落。最後，“玄學”的“無”為佛教的“空”所利用。
透過玄學形成、發展、衰落，我們可以瞭解哲學與時代的關係了，那麼，哲學與政治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以“竹林七賢”為例，他們七個人在哲學上雖然保持一致，但他們的政治觀點卻不一樣。
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集團篡位看不慣，所以對司馬朝廷採取不合作態度。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了司馬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