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教育以現在的標準來說，是非常貧弱的。因為全國各地情況不同，資料繁雜，所以舉兩個典型的省份來說明下。

一個是廣東，廣東在民國時期屬於非常富裕的省份，也推行義務教育，但是僅限於初小階段，即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按規定初小階段免收學費，四年級到六年級是高小階段，就要交錢了。比如，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廣東公立第二十四國民學校的高小學生，每人每年要交6元（毫洋）的學費。

但是即使免費，也不是每個人都上的起的，畢竟上學就意味著家裡少一個幹活的人，所以1932年廣州市政府調查發現，廣州城內還有3.2萬兒童沒有上過任何學。廣州城內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加糟糕了。

如果到了高小畢業，那麼就是知識分子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裡也說過，一個小孩在小學唸了六年書，畢了業回到家中，穿起一件長衫，便不屑助哥哥做木工，幫爸爸種田了，他說自己是學生了，特殊階級了。

至於初中，因為軍費開支大，教育經費自然少了，經費不足，學校自然也少。1935年，由南京書店發行的《小學會考升學指導》一書就明明白白寫著：“好的中學少，一個不留心，就有考不取的憂慮”。能供養孩子上中學的家庭就更少了，廣雅中學編於1935年的一份紀念冊裡1300多名學生中，有700多名出自於商人家庭，只有50多人來自於農村。

公立學校之外，也可以選擇私立學校，不過私立學校收費就高了，好的私立學校，像廣州的培正中學，一年下來的學費及各項雜費差不多要三百多毫洋，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了，一般家庭只能望而卻步。

另一個山西。閻錫山在民國軍閥裡，算比較會搞建設的，山西的基礎教育，在全國各省裡也算名列前茅。1918年開始閻錫山推廣《山西全省施行義務教育規程》裡規定的了4年義務教育，這個就比很多省份強的多。1924年按照統計數字來看效果也確實不錯，1461842名適齡兒童中有1056115名參加了義務教育，達到了72.2%。不過到了黃金十年時期，29年時的數字是參加義務教育的人數下降到了799977名，不升反降。

中學的話山西也比較貧弱，按照資料記載，23年報考中學的有4、5000人，收取學費1、20元，30年是1、2000人，學費4、50元，報考人數大幅度下降，學費則急劇上升。可能和閻錫山參加中原大戰，山西經濟遭到破壞有關吧。

由上面兩個例子我們不難看到，所謂黃金十年期間對於教育的促進並不明顯，即使有，相對於教育階段的人口基數來說，也是過於薄弱。

所謂“民國黃金十年”

、“民國出大師”、“民國之後無大師”，這些話，只不過都是那些抱殘守缺，不甘被歷史車輪碾壓過後的民國殘碴們、國粉們狹隘、愚蠢的、用以自慰的意淫。君不見，他們吹虛的，既然那麼多大師竟拿不出一個像樣的東面來，連一根火柴、一根洋釘、一包洋灰、一尺洋布都生產不出來，連個迫擊炮都生產不出來，更別說飛機大炮了。科技，民國什麼水平？建國時什麼水平？現在什麼水平？真拿那時與現在比，所謂的大師，呵呵，恕我直言，給現在的普通工程師做助手都不夠格

作為一個後人，我在回答這樣的問題時心裡還是比較虛的，我只能從個人所瞭解的情況來分析。我覺得以上提到的三點都不怎麼樣。根據當時的一些資料統計，那時候的中國GDP應該是連非洲很多國家都趕不上，甚至可以說是落後一大截，而孫中山先生說過的中國是最貧窮的國家，個人覺得是有所依據的。說到教育，那時候全中國的大學全部加在一起不過百所，並且只有東北和上海一片地區的人才能允許上大學，而每年能夠順利拿到畢業證的人，更是少到只有幾千人，換作跟現在是沒法對比的。再說文化水平，可能很多人對民國時候的文人印象比較深，大批的知名人物出自那個年代。但數量其實真的不多；可是就是那寥寥幾個文化人，他們的文化水平卻是很高，比如魯迅、陳獨秀、胡適、林徽因、徐志摩等，從他們的文章裡我們能輕鬆感受出來，無論是心性還是眼界，都要比現代人高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