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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尼古拉斯憶心

    每個民族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實踐主體所要表達的就是每個民族都要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體現自身傳統文化特色的情況下去發展民族文化。邊疆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都與內地漢族存在許多的差異。“對於擁有這些文化多樣性的邊疆地區的國家政權來說,只有認同和尊重邊疆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傳統文化,理解和認可他們在不同宗教信仰體系中形成和發展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才能安心、安身於邊疆,守衛和保護屬於國家的邊土和自己的家園。”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化並不因其與中心距離遠,與漢族文化存在差異就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進而言之,這也不意味著這些文化擁有者就不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實踐主體。邊疆少數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事實上,如果說“邊疆在整個國家空間結構中的重要性不亞於首都和核心區”,那麼,在中華民族一體的意義上說,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也絕不亞於人口最多的漢族的文化。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每一個民族都是國家文化發展的實踐主體。這既是每個民族的光榮,也是每個民族的責任。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56個民族及其先民都為國家統一及民族的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費孝通曾經指出,中華民族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期,“由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 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從各民族的人口來說,漢族在歷史上如滾雪球一般地融入了諸多其他的民族,而少數民族人口中也有許多是來自於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的。各民族之間的文化有諸多的採借也是常情。很難說有那一個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從未受到過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影響,從未對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產生過影響。

    從實踐的意義上看,各個民族都有責任堅持傳承民族文化傳統。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說最發達的語言和最不發達的語言共同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那麼,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也如希頓—沃森所說,“拋棄民族文化,不僅是一個民族身心健康的問題,而且也是一種政治病症,因為它實質上是一種反文明的行為……人類能夠思維和有記憶力。透過思維和記憶力,眾多的人類共同體逐漸構築了五彩繽紛的文化寶庫,它們成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當然,傳承傳統文化並不意味著因循守舊,如杜贊奇所說的,“任何傳承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創造的過程。為了承認自己是一個群體,每一個群體都必須在現在創造一種有關過去的自我的可信的形象,即在新的、變化了的現實中找到自我。”

    如果說人的社會性存在使人的生存與發展必須要投射到集體敘述的緯線之中,那麼,在民族國家體系中,多元民族國家中的各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也必然要與民族國家這個最大也最正式的社會組織相聯絡,其文化的存在與發展也必須要投射到多元民族國家的敘述緯線之中。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命脈。在新的發展過程中,努力建設那些有利於國家認同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對於人們去理解發展的目的、發展的手段是有根本性影響的,因此,文化也是政治、經濟發展的深層基礎,是社會秩序建構與維護的基本精神。各個民族在文化發展中不斷培育和加強中國國家統一意識也是他們的神聖職責所在。

    如果說“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為了追求本華人民的經濟利益,而不顧犧牲他華人民的利益”,那麼,像約瑟夫·奈等人的軟實力觀所體現的以追求主導他國文化來實現本國利益的做法則是文化民族主義的。事實上,恩格斯早就說過,“一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透過主導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價值觀或者文化發展方向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是不可能實現最需要自由的人類文化的創新發展的目的的。文化軟實力提升的目的不應是透過實力的增強而使自己成為新的中心,並在新的中心—邊緣,支配—被支配格局中去佔據主導他者的地位。如果中國在自身多元文化

    良好發展並由此使國家的整體文化表現出更多的創造力的同時,也使其他國家在與中國進行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中獲得更廣闊的文化創造的自由空間,那麼,中國就會由於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成為真正擁有文化軟實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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