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情造文，為文造情
指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態度和創作路線，見《文心雕龍·情采》篇：“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在這段著名論述裡，劉勰以《詩經》和《漢賦》作對比，指出詩綿作者即“詩人”的創作態度是“為情而造文”；賦頌的作者“辭人”們的創作態度是“為文而造情”。前者的創作態度是有了真摯充實的思想感情，心中鬱積著怨憤，為了“以諷其上”才憤而為語言即有感有為而作文。劉勰指出用這種創作態度寫出的文章就內容充實，真實精煉，呈現出一種樸素自然精純之美，“要約而寫真”。對這種態度劉勰給予了高度評價。劉勰對《詩經》作者的創作態度和路線的總結，實際就是總結了《詩經》內容充實、能真實反映現實，有益於世用，肯定《詩經》文風樸實。劉勰對《詩經》創作路線的總結很明顯受到了司馬遷“發憤著書”的思想影響，“志思蓄憤”而為文，和司馬遷據說“發憤之所為作”是完全一致的。這樣總結《詩經》的創作路線是十分深刻的。和《詩經》的創作態度截然不同，賦頌作者的創作則是心中沒有真摯充實的感情，沒有鬱積憤慨，為了賣弄才華，咕名釣譽，而矯揉造作去為文，也就是無感而為文，為作文而作文。劉勰指出用這種創作態度寫出的文章，由於作者的感情空虛，矯揉造作，不是發自深衷，缺乏真情，結果只能以炫耀浮詞華藻掩蓋其內容的空虛，其作品就必然“淫麗而煩濫”，“繁採寡情”，令人“味之必厭”。這種創作態度和路線就是形式主義的創作路線，對這種態度劉勰是十分反對的。劉勰指出就是賦頌作者這種形式主義創作給魏晉六朝創作帶來不良影響。六朝形式主義文風氾濫就是因為六朝作者拋棄了《詩經》的創作傳統，而“近師辭賦”，這些作者們也是無感為文，矯揉造作，心想官爵免得，卻虛偽地詠歌山林隱居。這種創作態度就使得“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劉勰對漢賦和六朝這種形式主義文風的批判也是十分深刻的。要求創作應“為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是劉勰最重要最基本的文藝思想，充分體現了劉勰重視文學的真實感情，重視文學的思想內容，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反對形式主義創作的現實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長遠深刻的影響。“為情造文”之論一直為後代進步作家繼承，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所說的“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的著名論述很明顯就是對劉勰思想的發揮。在今天，空上光輝思想仍不失其借鑑意義。
為情造文，為文造情
指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態度和創作路線，見《文心雕龍·情采》篇：“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在這段著名論述裡，劉勰以《詩經》和《漢賦》作對比，指出詩綿作者即“詩人”的創作態度是“為情而造文”；賦頌的作者“辭人”們的創作態度是“為文而造情”。前者的創作態度是有了真摯充實的思想感情，心中鬱積著怨憤，為了“以諷其上”才憤而為語言即有感有為而作文。劉勰指出用這種創作態度寫出的文章就內容充實，真實精煉，呈現出一種樸素自然精純之美，“要約而寫真”。對這種態度劉勰給予了高度評價。劉勰對《詩經》作者的創作態度和路線的總結，實際就是總結了《詩經》內容充實、能真實反映現實，有益於世用，肯定《詩經》文風樸實。劉勰對《詩經》創作路線的總結很明顯受到了司馬遷“發憤著書”的思想影響，“志思蓄憤”而為文，和司馬遷據說“發憤之所為作”是完全一致的。這樣總結《詩經》的創作路線是十分深刻的。和《詩經》的創作態度截然不同，賦頌作者的創作則是心中沒有真摯充實的感情，沒有鬱積憤慨，為了賣弄才華，咕名釣譽，而矯揉造作去為文，也就是無感而為文，為作文而作文。劉勰指出用這種創作態度寫出的文章，由於作者的感情空虛，矯揉造作，不是發自深衷，缺乏真情，結果只能以炫耀浮詞華藻掩蓋其內容的空虛，其作品就必然“淫麗而煩濫”，“繁採寡情”，令人“味之必厭”。這種創作態度和路線就是形式主義的創作路線，對這種態度劉勰是十分反對的。劉勰指出就是賦頌作者這種形式主義創作給魏晉六朝創作帶來不良影響。六朝形式主義文風氾濫就是因為六朝作者拋棄了《詩經》的創作傳統，而“近師辭賦”，這些作者們也是無感為文，矯揉造作，心想官爵免得，卻虛偽地詠歌山林隱居。這種創作態度就使得“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劉勰對漢賦和六朝這種形式主義文風的批判也是十分深刻的。要求創作應“為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是劉勰最重要最基本的文藝思想，充分體現了劉勰重視文學的真實感情，重視文學的思想內容，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反對形式主義創作的現實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長遠深刻的影響。“為情造文”之論一直為後代進步作家繼承，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所說的“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的著名論述很明顯就是對劉勰思想的發揮。在今天，空上光輝思想仍不失其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