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和“士”不是一回事。

“士族”，是個“專有”名詞，特指東漢以後逐漸形成的，在政治、經濟上享有特權的“世家大族”，亦稱“世族”或“勢族”。

《晉書.許邁傳》曰：“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

《宋書.恩倖傳序》雲：“郡縣摶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也是在東漢以後，非“世家大族”者，稱“庶族”或“庶民”。

還是《宋書.恩倖傳序》：“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所以，“士族”和分封制沒任何關係——從西周始分封算，前後差著大約一千五百年呢。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皇權的衰微。

東漢中期以後，太后稱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權、豪強自重，一方面使東漢皇權風雨飄搖，另一方使權臣和大地主們迅速坐大。

其次，始於西漢的“察舉”選材制度，到東漢完全變味。

那時，“考試”無足輕重，“舉薦”才是根本。

王充在《潛夫論》中說：“察舉”“既不能昭練賢鄙，又劫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填門，禮贄輻輳。”“察舉”完全成了權臣貴族和大地主的出名進仕之路。

再次，皇權式微，無力掌控經濟，於是世間財物特別是土地，大多落入權貴豪強之手。

這是“士族”迅速崛起的重要經濟原因，同時也使最廣大的農民更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於是東漢末爆發了規模巨大的“黃巾之亂”。

曹操於曹丕，曾試圖改變東漢末年的這種局面。曹操推行“唯才是舉”；曹丕稱帝后實施“九品中正制”。這些措施，儘管有過些微作用，但已經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歷史大勢。

一俟司馬氏三代掌權，完全將最主要的依靠力量，轉移到各大世家大族方面，就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魏晉南北朝，是“士族”橫行的時代。

《新唐書.柳衝傳》記述了南北朝士族大姓的狀況，其曰：“過江則為僑姓（按：指南逃避亂的北方士族）：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按：指吳國舊地貴族）：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首之。”

但到了唐朝，原有的“士族”勢力開始衰微。劉禹錫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無奈，又有新起的“藩鎮”軍閥取而代之了。

於是，宋朝吸取唐朝教訓，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軍閥不可能坐大了，但軍隊戰鬥力也大大下降了，以致抵禦外侮屢戰屢敗。

說到這裡，對本題目的回答可以畫上句號了。

周朝的“士”，首先是“官名”。

《禮.王制》說：“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這是說，在諸侯這一級下面還有這五等，其中有三等是“士”。

“士”，還可以是掌管刑罰的官員。

《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帝舜任命皋陶擔任掌管刑罰的官，官名叫“士”。

正因為“士”是官吏，因此才有“士民”的說法。

《詩.大雅.瞻卬》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市民”就是“官民”。

後來，到了春秋時期，“士民”成了“四民”之首。其他三民是——商民、農民、工民。

此時的“士民”，仍然有別於“庶民”，是正在學習做官的人。

正因為這樣，那個時候的“士”字的本義，是做“事”。同時，“士”又通“仕”，“仕”也是為周王或者諸侯做事。

所以，說周朝的“士”，是最下層的貴族，當無問題。

士族也稱為世族，是指世代做官的大家族，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士族發展的黃金時期，但是士族的形成卻是在兩漢，發展是在三國，輝煌時期就是兩晉，直到唐朝實行科舉制，士族才真正的沒落，那麼士族從何而來？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有何不同？

一、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

先大概說一下秦朝之前的貴族，秦始皇統一天下前，整個天下實行的是貴族政治和分封制，周天子靠分封制這個基本國策，將整個天下分封成若干個諸侯國，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建立起“國”，諸侯王就是一國之主，諸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建立家，卿大夫就是一家之主，卿大夫分封士，士就是最低一級的貴族，算是卿大夫的家臣。

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政治等級森嚴，從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四個貴族階層構成了封建奴隸制社會的統治階層，作為最低等級的士階層是沒有封地的，從屬並依附於卿大夫階層，以俸祿為生，在貴族階層中的地位也是最低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春秋戰國的士階層實行的世卿世䘵制，所有的官職和爵位都是可以世襲的，一日為士，萬世為士，只要祖先是貴族的，他的後世子孫即使什麼也不做，照樣還是貴族，可以繼承先輩的官職和爵位，除非犯法或在政治鬥爭失敗，會被削除官職和爵位外，極少有官職和爵位不能世襲的。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的由來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廢除了分封制，實行郡縣制，之前的貴族政治完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官僚制度，由皇帝任命所有地方長官，皇帝牢牢控制著所有重要的人事任命權，中國歷史開始走向中央集權制。

劉邦建立漢朝後，基本上繼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又有所區別，劉邦在成功統一天下之後，為了安撫天下人心，對於在戰爭中有功勞的人進行大肆封賞，劉邦一口氣分封了8個異姓王和145個列侯，異姓王大多後來被劉邦消滅了，劉邦轉而分封同姓王，除了同姓王之外，劉邦分封的145個列侯則基本上沿襲了下來，這些列侯就是士族的前身，也是士族的來源之一。

劉邦所分封的145個列侯爵位是可以世襲的，除非犯法或者沒有男性後代，才會取消爵位，注意列侯也許有官職，也許沒有，而爵位是一定有的，有官職的列侯的官職不能世襲，而爵位可以世襲，列侯作為西漢時期的特殊階層，也可以稱為功勳階層，在西漢兩百年的歷史上逐漸發展成了為一個全新的階層，就是士族。

因為劉邦所分封的列侯，在當時的社會地位較高，因此他們也有較好的條件享受教育、醫療、進入官場的資源，他們的後世子孫也多在政府當官，再加上西漢時期的家族一般即使是分家，也是關係較為親密的家族，因此逐漸形成了一個個大家族。

這些大家族經過兩百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世代為官，世襲爵位，又在地方上佔據了大量的土地，因此也被稱為門閥，到了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劉秀在部分大家族的支援之下脫穎而出建立了東漢王朝，劉秀本人也是出自西漢皇族，劉秀的政治基礎就是門閥士族，因為他們既當官，也當地方，也稱為地主豪強。

再經過東漢近兩百年的發展，士族到了東漢末年時非常強大了，強大到可以左右地方勢力，但是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有兵才是王，當時的士族只有依附於軍閥才能生存，三國建立後，以司馬家為代表的門閥士族聯合其他受曹爽排擠的士族，奪取了政治權力，最終建立了晉朝，晉朝其實就是皇族與士族共天下的朝代，也是士族的黃金期。

三、士族就是來自分封制

士族的來源就是從劉邦分封列侯開始的，所以士族的形成就是因為分封制，但是魏晉時期的士族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是不同的，相比較之下，士族是獨立的，是有官職和爵位的門閥大家族，而士階層是依附於卿大夫的最低等貴族，士階層一般沒有土地，士族不僅有土地，而且還有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並且擁有大量田產，還有大量依附於自己的佃農、部曲、賓客，士階層政治權力較低，只有靠卿大夫的任命，而士族政治權力則很大，通過其掌控的進入官場的大門，不同的士族相互聯合，形成利益共同體，在晉朝甚至左右了皇權。

雖然劉邦的分封與春秋戰國的分封不同，但是劉邦分封列侯的行為本質上仍然是分封制，由此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創造了一個輝煌了近800年的特殊階層--士族。士族很多都是幾百年以上的大家族，經過數百年的沉澱，無論是財富、官職、爵位、實力、影響力都是非同異常的。

士族的第一來源就是功勳階層，既包括劉邦所分封的列侯後代是士族的主要來源之外，還包括劉秀分封的功勳後代，除此之外，士族的另一個來源就是皇族，自漢武帝推恩令後，大量的皇權被迫淪為士族，甚至普通平民，因為上一代的家產需要所有後代一起分，所以越分越少，分到最後，就沒有東西可分，只能靠自己實力去做官來賺。比如三國時期的劉表、劉璋、劉虞等人，雖然是皇族的身份，但已經屬於士族了，而劉備則是普通平民的皇族。

士族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地方上的豪強地主、家財萬貫的商人等，地主有田，商人有錢，這些都是資本，然後他們培養自己的後代進入官場，或者乾脆用錢來買官，東漢末年的漢桓帝和漢靈帝都是賣官的典型，所以他們也能搖身一變成為士族。

士族並不是源於分封制，主要是與漢時察舉徵辟制密不可分，通過舉薦人才為朝廷效力，發現下屬，時間一久，這些人就成為私人集團，逐步演變成以舉薦人為領導的士族集團，為以後的士族階層出現創造了條件。

士，最早出自西周建立的時候，實現分封制，天子最高，其次依次為：諸侯，大夫，士，平民。士是當官中等級最低的。後來到漢朝，就泛指當官的，所以當時的名門望族就叫士族，一般的望族還不能叫士族，一定是那些祖祖輩輩都是當高官的。因為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官職爵位是可以世襲的，世襲以後就很容易形成名門望族，這類的就統稱士族。

士族，又稱門第、衣冠、世族、勢族、世家、巨室、門閥等。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合稱，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又稱門第、衣冠、世族、士族、勢族、世家、巨室等。門閥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從兩漢到隋唐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系統，其實際影響造成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姓氏家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於其仕途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其本身的才能特長。直到唐代，門閥制度才逐漸被以個人文化水平考試為依據的科舉制度所取代。士族的存在是一種社會現象，同當時的社會生產方式、國家政權對社會基層的控制力、統治方式與技術能力、文化上的向心力、市場交換的頻度與交通、傳播事業的發達等方面相適應。

不是，分封制是以宗法制為基礎，而士族制度則源與西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生地位的提高而逐漸形成的

分封制：古代國王或皇帝分封諸侯的制度。商代已始封諸侯。西周滅商後，便大規模地以封地連同居民分賞王室子弟和功臣。直至秦始皇統一天下，才普遍推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建立了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王朝。

士族又稱世族、世家、門閥等。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士族雖與分封制有一定關聯，但並非同步。原始社會氏族首領與武士應該是最早的“士”。先秦有“士”的階層，有一定技能或學識的人也被稱為“士”。但直到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經學大師將其獨特見解傳與子弟，歷代傳授，造成了累世公卿，士族的雛形逐漸浮現。戰亂年代，地方豪強，鄉紳家族崛起，是士族的來源之一。

兩漢到隋唐朝廷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士族所壟斷，仕途的發展主要在於其出身背景，而個人的才能與專長反在其次。直到唐代，才逐漸以個人文化水平考試作為選拔官員的依據。

士族並非源於分封制。而是源於夏朝確立，西周最終完善的宗法制。

宗法制也可以理解為嫡長子繼承製。

簡單來說，天子的嫡長子是下一任天子，其他庶子為諸侯；諸侯的嫡長子是下一任諸侯，其他庶子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是下一任卿、大夫，其他庶子為士。一張圖可以看清宗法制的傳遞規則：

而士這個階層的庶子就是平民，平民階層的庶子就是奴隸。

可見，自西周始，自士階層向上，就是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

又因為在這一時期，有學習知識資格的只有統治階級，所以後來士又成為了知識分子的通稱。

後來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招攬人才擴大影響，讓手下的卿大夫廣泛招攬“有識之士”為其出謀劃策，其他計程車為了生存擁有了一技之長，或是出席紅白喜事，或是擺攤經商，或是設壇講學，其涉獵之廣泛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一個群體。

▲春秋時期的晉國六卿，是歷史上有名計程車族群體

戰國時期，士階層出現了專門為諸侯國擺事的群體，他們能代表一國出使他國，充當說客，成為縱橫家，甚至是刺客。

秦漢時期，士階層分化為士大夫和士人。士大夫泛指在軍隊或京中/地方任職的官員，而士人則專指文人知識分子階層。

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的確立讓士族階層迅速強大。九品中正要求選官必須是官員後代，由政府根據士人的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評定不同品級，然後授予各種官職。士人階層成為做官的主要群體，而非士族的庶民則無權入朝做官。

九品中正制一直持續到隋唐時期。科舉制的出現讓庶民也有機會成為朝堂之臣為國效力，士人壟斷做官資格的時代也就此結束。

▲不分出身，不論貴賤，想要做官，必須透過科舉考試

但士階層在朝堂依然廣泛存在。自魏晉以來，政局混亂，社會動盪，基層陷入無政府狀態，形成了如塢堡、自然村一類的自治組織，這些組織被以士紳為首的強大宗族牢牢掌控。從最初的穩定地方和平到後來的壟斷地方統治，儼然成為了地方自治政權，甚至影響周邊地區，威脅中央政權統治。北朝時代，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維護統治，不得不啟用士族階層穩定政權，這也是一種妥協與無奈。

回過頭來說說宗法制和分封制。

有人會問，這兩種制度互為表裡，有什麼區別？

周朝崇尚禮法，宗法制和分封制就分別是禮和法的表現形式。分封制是制度化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則是分封制的血緣基礎。若無血緣之紐帶，也就無分封之依據。

綜上，士族源於宗法制，而不是分封制。

我認為“士族”並不是源於分封制。理由如下：

第一、我們首先來看分封制下的社會階層。分封制成熟盛行於西周，那時的“天子”將土地分給王室子弟、功臣或古代帝王的後裔，所封之地稱為“諸侯國”、“封國”或“藩國”等等。

諸侯在自己的封疆內，又對卿大夫實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將土地和人民分賜給士這樣層層分封下去，形成了貴族統治階層內部的森嚴等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在這種階級等級下，“士”是最低階的貴族官吏，“士”以下是平民（奴隸），所以分封制中是“士”而不是“士族”。

第二、“士族”是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它的淵源可追溯到東漢世家豪族，當時地主豪強佔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逐漸在政治和經濟中的地位也有極大的提高。到了魏晉時期，九品中正規定門第為定品的主要條件 ，那麼魏晉士族必然是當朝顯貴。如琅琊王氏、 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都是威重一時的名門望族。

“士族”在東晉時期達到了極盛，到了南北朝時開始衰落，隋唐以後，士族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所以“士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中部分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家族所構成的一個特殊階層，是與庶民相對應的一個權貴階級，與分封制下的“士”不是同一概念。

第三、“士”、“士人”作為一個特定階層，一直在演變中存在。春秋時期出現了從事私人講學，傳授文化知識，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人，當時將他們稱為“士”，再後來，它逐漸成了知識分子的代稱，特別是在宋朝以後，“士”就成了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用它代指官階。

所以，“士族”並不是源於分封制，“士族”和“士”是有根本區別的。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我認為士族就是源於分封制。下面我從三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闡釋：

要弄清楚士族是不是源於分封制，我們就有必要從“士”的源頭說起：

一、士的含義

“士”的最基木的含義,大約就是成年男子。故士、女每可並稱。

對於“士”字之構字初義,學者聚訟紛紜。或謂士字從十從一,推十合一為上,如許慎;或謂士字為牡字之所從,牡為雄畜而士為男子,如王國維;或謂士象陽物,用以指代男子,如郭沫若;或謂士字象插苗田中之形,士通事,男子以耕作為事,如楊樹達;或謂士字為人端拱面坐之象,士為官長,如徐仲舒;吳其昌考諸字形,以為士、工、王、王數字形近,均為斧鉞之形,又徵諸文獻,指出斧鉞既為戰士之武器,又為王權之象徵,故可以用以表示士、王。

指稱氏族正式男性成員的“士”居然與高高在上的“王”同字或形近,這一點或許會引起疑問。但其實這並不奇怪。以指稱成年男性之詞用作直接稱呼之時,往往有尊人或自尊之意。“士”既然是“男子之大號”,亦即男性與戰土之尊稱,那麼以之為氏族首領之稱,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這一稱呼,意味著他具有高於一般氏族成員的資質,進而就意味著他擁有統轄其他氏族成員的資格。

古之官稱時或以所掌之人命名。如掌工匠之官稱“工”,掌射手之官稱“射”,掌諸子之官稱“諸子”,掌公族之官稱“公族”之類。 准以此例掌士(戰士)之官亦稱“士”。氏族之中兵民不分,成年男子皆是戰士,氏族首領同時也是軍事統帥;而古稱“士”之官,如 “士”、“司士”、“大士”之類,皆與“刑”有關。

古兵刑不分,刑法生於軍法,廣義說殺伐之事皆屬於“刑”士,王二字皆斧形,而斧鉞既象徵殺伐征討的權力,又象徵治軍行刑的權力。雖然後世兵、刑漸別, 但士為主刑之“理官”一點,仍然反映了稱士的那些官職最初的軍事首領性質。“王”是戰士的首領,諸士之長,因此士、王初本字或形近,也在於“士”是戰士的尊稱。

二、士階層源於分封制的原因

“士”的基本意義既然為成年男子,那麼這就是一個很寬泛的稱呼,最初它似應包括氏族中的所有男性正式成員。士作為氏族正式成員,其最基本的義務便是勞作與戰鬥了。《禮記·少儀》:“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即加冠以後。又《鹽鐵論·未通》:“古者…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冠禮“三加”之一為武弁,這又說明士是正式戰士。

但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合作,大約只存在於非常古老的時期。無論如何,隨著社會進化、社會內部發生分化,王之含義便不能不因之而複雜化這種分化最初所採取的形式,看上去頗類似於社會科學所謂“等級分層”的過程;而這個程序伴隨分封制度日趨完善。分化的最初結果,則是一個士階層的產生。

至少對商周歷史的研究顯示,中國早期國家的基礎,是建立在各個氏族的聯盟、臣屬、征服和敵對關係之上的。當社會規模擴大、內部複雜化,足以把臣服氏族也納入本氏族之內時,共同體的結構就要發生變化;在其中,臣服氏族的成員,當然不可能擁有與統治氏族成員同等的權利義務。周代社會已經有了“鄉、遂”或“國、野”的分化了。以城邑為中心的鄉居者,為擁有基本權利義務的華人,他們兼事耕戰,多為周王或諸候的同族同姓,可稱“國士”。而郊外的遂人或野人則為臣服部族,負擔貢賦勞役而不能成為正式戰士或主力戰士,且是不舉行士冠禮的。

儘管對《周禮》等書所記載的鄉遂制度的結構和嚴整程度,也不無質疑者,但鄉,遂或國、野的大致區分,仍然是可信的。相對於華人,遂人或野人又不被視之為“士”了,他們不是擁有完整權利義務的社會成員,即使他們是“成年男子”。

《左傳》閔公二年:“狄人伐衛,……將戰,華人受甲者皆曰……”此“華人受甲者”即是國士。由於華人是戰鬥主力、而“執干戈而衛社稷”是華人的義務、榮譽和特權,所以“士”經常特指甲士、軍士或武士。

在這一意義上,所謂“士”的範圍就有了相當之縮小,只限於統治部族的成員了。

而且沿著另一方向,在統治部族共同體內部,也早已有了貴族和平民的階級分化,從而使“士”這個稱謂進一步限定於擁有官爵的貴族之內。《禮記·郊特牲》鄭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穎達疏“命即爵也。”周制,封建領主之封爵授官皆經“冊命”,有命則有爵。

《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大、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穎達疏:“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為爵。”有爵命士以上,由封建制、世官制而形成了貴族階級。

各級貴族,可以總名為“士”。《周禮·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邦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士庶子之數”,“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鄭玄注:“國中,城中。”是此國中特指城中;賈公彥豌:“謂朝廷之臣及六鄉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惡皆掌之,以擬黜陟。此城中士,則卿大大總皆號為士,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類。……又‘作六軍之士是甲士,其餘皆臣之總號耳。

”按《司士》下文又曰:“作六軍之士,執披。”賈公彥疏:“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在此賈公彥將“士”分析為二,為“甲士”,即由“六鄉之民”組成的“六軍之士”;其餘則為“臣之總號”,即大小城邑之中的“朝廷之臣及六鄉之臣”,包括卿大夫在內“卿大夫總皆號為士”。“司士”一官“掌群臣之版”掌“士治”,並以“周知卿大夫士之數”為務,可見其所“司之“士”實兼群臣卿大夫而言。

“士”之所以成了貴族官員的通稱,至少可以從如下兩個實際是相互重疊的演進中得到理解。首先,“士”作為武士集團,在最初他們可能構成了首領之下的親兵組織,並隨著氏族間征服與聯盟的擴大變成軍官階級,直至逐漸變成貴族階級。

與之同時,士”之成為貴族官員的通稱,這大約仍然與“士”最初與“王”同為氏族首領之稱有關。古代氏族部落或方國首領,大抵皆可稱王。如王國維言:“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

“士”與“王"明確地區分開來,並構成了封建國家政務的主要承擔者。被稱為士、王者的上述演化和分化,必定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開端或可迫溯到相當久遠的時候。前已述及,士、王二字皆源於斧形,早期墓葬之中斧鉞是男性與首領的象徵、標誌物。

這種分化的漫長髮展結果,便是個稱“士“的貴族官員階級的產生；並且在周代封建貴族制度之下,不僅受命者本人,而且其宗族子弟、亦因其貴族身份而為“士”,或特稱“士庶子”、“庶子”或“國子”,上述《周禮》所記掌群臣之版”的司士,不僅要周知“大夫士”之數,而且還要周知“上庶子”之數。

在《左傳》《國語》等周代文獻之中,我們時時可以看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這種等級序列表述這表明,統治階級內部也分化為不同層次。當大小不同的眾多同姓、異姓氏族和部落組成了封建國家之時,那些貴族首領們,便不能不依權勢高下與宗法原則,而逐漸分化為日趨複雜的不同等級了。鄭武公、鄭莊公、西虢公等位在諸侯,他們供職於王廷之時位為“卿士”;而居於諸侯之下位為大夫者,對天子則只能算是“士”。《禮記·曲禮下》:“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日“某士。”

三、從“士階層”到士族的演變

例如當代史家楊寬說:“新興地主階級當取得政權,著手進行政治改革時,就迫切需要從各方面選拔人才,來進行改革工作。選拔的物件主要就是士。”戰國時期“士”在列國政治之中異常活躍,這是明確無疑的事實;但與之同時“吏”群體之逐漸脫胎而出,並且與學士日益分途,這一事實同樣不容忽視。

不錯，在戰國時代,“士”、“吏”之間界限區分仍不甚清晰,其間依然存在著大量的過渡或中間性的角色;某種程度上,“士”在當時社會與政壇上的奪目風采,遮掩了“吏”群體悄悄成長並日益成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擔者的事實。但是“士”中的文化角色一“學士”與職業文官角色“吏”的分途,發展到秦帝國時就已沙石澄清、塵埃落定了。所謂“秦尊法吏”、“秦任刀筆之吏”,以“明法”為資格的職業員,構成了帝國政府的主要成分。

而儒家文化賦予“士階層”，治國、齊家的政治任務。這樣，“士階層”就產生分化。一部分為政府服務的“士”成為官僚集團的一員；而更多的“士階層”依託這些在朝的“士”形成特有的區別與普通百姓的家族——士族。

這樣士不僅涉身於純粹行政事務和純粹文化活動,還承擔了儒家正統文化的維護。正統文化是一種綜合性的觀念體系,以及根據這種觀念體系從事政治的企圖和實踐。

儒家思想對天、地、人之間的眾多事象加之以系統的解釋安排,以此來處理人生問題、家庭問題、教育問題、文化問題、治國平天下問題等等,直到字宇宙問題;併力圖以這種無所不包的體系支配帝國政治。帝國官僚深受儒家教育,並有義務在各種情境中奉行、貫徹和維護它。正統文化的無所不包性,與士大夫角色的功能混溶性質互為表裡,並使其“士族”的一面與“官僚的一面,充分地一體化了。

士族的起源不是源於分封制

含義不同

商周時期實行分封制，形成了貴族統治階層內部的森嚴等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分封制下的“士”是貴族之末、庶民之首，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貴族，依附於卿大夫。

而士族的起源應該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有知識或者有技能的人。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導致上古三代貴族文化下移，“王官之學”散在民間，學術下移，士由此興起。從出身來說，此時的“士”與分封制下的“士”完全不同，如蘇秦、張儀等等。

士族的發展

隨著官僚制度的興起，士大夫登上政治舞臺，但是其勢力還不足以形成一個政治集團。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許多官員都是以經術起家。

西漢後期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豪強地主勢力龐大，東漢政權就是在其扶持下建立起來。由於書籍難得，經學基本在門戶內流傳，對知識的壟斷就是對官位的壟斷，豪強地主實際上把持了當地州郡的政權。

而此時主要透過察舉、徵辟出仕，被舉、被闢的人又成為其門生故吏。大地主與門生故吏結成集團，政治力量龐大，累世公卿。

整個三國時期，士族勢力與皇權不斷鬥爭，曹魏時期建立的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最終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馬氏取得天下。

東晉王朝的建立，標誌著士族發展至巔峰，其權利凌駕於皇權之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後期由於士族子弟不務實事，多居於清顯要職，寒族子弟得以崛起。

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積極推行“寒人掌機要”，削弱士族力量。隋唐時期建立科舉制度，更是將選拔人才的權利集中在中央手中，士族已經失去了法律的保護跟經濟的支援。

士族並不源於分封制，它的形成主要與漢時察舉徵辟制密不可分。

漢時，中央赫爾地方上的官僚根據考察，將品德高尚、才能出眾的人才推薦給朝廷授以官職，或者直接劃為自己的僚屬。有權力的官僚可以藉此培養自己的勢力，薦主與被薦者之間在政治上形成類似君臣的關係，後者對前者存在著明顯地依附關係。

久而久之，官僚們透過不斷地薦舉士人，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以薦主為核心的私人集團。到了東漢，這種模式呈擴大趨勢，察舉徵辟的基礎鄉閭評議逐漸為地方上的一些亡門大族所操縱桿，選舉大權也隨之為他們所控制，以他們為核心主持的私人集團，亦逐步演變為以領導這一集團的家族為中心計程車族集團，這就為士族階層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東漢後期計程車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這些人都是大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

所謂世家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這些特徵的家族。

“士族的發展似乎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推測，一方面是強宗大姓計程車族劃，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勢後，再轉而擴張家族的財勢。”所謂“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強宗大族使子弟讀書，因而轉變為士族。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分裂局面再起。

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是庶族階層的代表，與士族集團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害衝突，孤兒始終對士族集團採取抑制和打擊的政策，一再發布“唯才是舉”令，選用不入士族之流但有治國用兵之能的人。這樣做逐漸改變了東漢以來由門閥士族控制選舉的局面，鞏固了政權。

但曹魏政權與士族之間的矛盾是並未調和，士族在曹魏依然擁有強大的勢力。曹操死後，為緩和與士族矛盾，曹丕在尚未代漢稱帝之前，採納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

曹丕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但實質上，九品中正制仍是東漢察舉制的延續和發展，士族集團透過九品中正制的實行，重新控制了官員的選舉權，並將其進一步擴大化、官方話、從而確保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權，為士族門閥制度的確立鋪平了道路，門閥士族正式形成。

唐高宗時重修氏族錄，改成姓氏錄，“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緻五品者，盡入書限。”姓氏錄打破了門閥和庶族界限，成為門閥走向滅亡的訊號。

高宗之後武則天掌權，受到了許多貴族、官僚和一些在政治上失意者的反對。為鞏固政權，她進一步打擊門閥士族勢力，關隴集團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同時，她進一步發揚科舉的作用，進行了改革。大開科舉，使得許多次等士族得到了進入中央機構的機會，同時將選人、用人大權收歸中央，剝奪了門閥士族壟斷地方官吏選舉的政治特權。這樣做使得門閥賴以生存的晉升體系破壞，失去了政治上的庇護，即使有透過科舉進入仕途，也很那再出現“累世公卿”的局面，對於門閥衰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及至北宋，門閥士族徹底消亡在歷史長河裡，一個嶄新的，不以私人豪族集團為依存計程車人階層出現了，這就是士紳階層。

士族是不是源於分封制？答案是否定的，但士族確實跟分封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中國歷史上士族的起源、發展與衰亡過程。

士族的起源

士族士族，有了士才有士族，要說清楚士族的起源，就要先解釋士的起源。《說文解字》指出：

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

也就是說，最開始計程車，指的是做事情的人，但人人都要做事，這裡的事情具體是指的什麼呢？按照《白虎通》的解釋就是：通古今，辨然否。那就很好理解了，最早計程車，大抵上就是最早的一些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成為了底層貴族，《孟子》中提到：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周代社會等級

可見，到了周朝，整個社會的貴族階層從上到下大致可以分為周天子、卿、大夫、士。正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士作為夾在大夫與庶人之間的低階貴族，並沒有太多的特權，卻又比庶民地位更高。之所以說士族與分封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就在於士，最開始就是在分封制之下發展壯大的。

等到了春秋時代，周王室勢力日漸衰微，周代那一套維持統治的封建秩序也因此開始逐步崩潰，隨之而來的，就是貴族階層不可避免開始流動，有些大夫，會被貶為士，而有些庶民，又會升級成士，這樣一來，士的隊伍就越來越龐大了。

戰國時群雄並立，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各國都盛行養士之風，於是士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高，等到秦漢一統之後，“禮賢下士”也成了用來判斷當權者是否英明的標準之一，這就是“士”這一階層出現和發展的歷史。

先秦養士之風

古時候，因為沒有紙，沒有印刷技術，除非家學淵源，否則一個人要想獲得知識難於登天，而士作為知識分子階層，他可以把自己畢生所學記錄下來，傳給自己的兒孫，兒孫們繼續開枝散葉，一代一代的積累，家族勢力越來越根深葉茂，於是，士族就出現了。

士族的發展

士族的雛形在先秦時期就有了，到了西漢時期，士族開始逐漸定型，但真正發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則是在東漢年間。

西漢初年，開國功臣蕭何、曹參、陳平、周勃等皆出身寒微，並且後代很快衰微，並沒有形成世代承襲的大家族。一直到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開始大力推行察舉制度，提倡儒家學術，廣納人才，一時間，文官武將人才輩出，這些人就成為了後來士族的根基。

後來王莽篡漢，劉秀起於草莽，依託於地方豪強大姓的武裝力量，先後剿滅了劉永、彭寵、隗囂、竇融、公孫述等勢力，雖然劉秀後來採取了退功臣進文吏的做法，但此時豪門士族的力量已經不可抑制了。

劉秀劇照

等到東漢後期，因為外戚和宦官輪番干政專權，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約束能力大幅度降低，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地方豪門士族的勢力愈發壯大，並逐漸侵蝕到了上層權力機構中，慢慢的，到這時，士族就成了社會上一股強大的力量。

士族的鼎盛

三國時期，已經出現了弘農楊氏、汝南袁氏這樣“四世三公”的顯赫計程車族，但曹操當權時，一反常態，開始打壓豪門士族，重用寒門子弟。然而這些士族的勢力早已根深蒂固，曹操頂多就是不用他們，卻無法除掉他們。於是，他們依附於司馬氏，一步步篡奪了曹魏的政權，依託於九品中正制，正式迎來了鼎盛。

魏文帝曹丕剛即位，就採納了尚書令陳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最開始的時候，九品中正制在評判人才的時候，需要從家世、道德、才能三個維度進行稽核，但隨著士族的滲透，後來這一制度中最重要的“中正”，都被士族壟斷了，這些世族沆瀣一氣，互相勾結，於是就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

魏文帝曹丕劇照

九品中正制原本是一種在察舉制的基礎上進行了最佳化的進步制度，但因為士族的操弄，變成了一種分權遊戲。在九品中正制的加持下，士族子弟只要有個好出身，無須有才能、有道德，就可以進入仕途，然後一路平步青雲。這一現象，並沒有因為西晉的迅速滅亡而消亡，反而變得變本加厲了。

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永嘉之亂爆發以後，中原殘破，晉室衣冠南渡，司馬氏之所以能在江南站穩腳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王導與王敦兄弟，於是王氏也就備受倚重，甚至有了“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王敦曾經起兵叛亂，晉元帝竟然說出可以把江山讓給王氏的話來，可見王氏勢力之大。

而東晉一朝，除了王氏，還有謝氏、庾氏、郗氏、桓氏等諸多舊有士族或者新興豪門紛紛坐大，兩晉時期，可謂是士族勢力最鼎盛的時刻。

士族的衰落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陳亮把魏晉六朝時代統一說成士族門閥壟斷權力的時代，這話有一定的道理，但還不夠準確，因為東晉以後，士族就開始逐漸走下坡路了。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當一個階層可以無條件享受的時候，他們的能力一定會逐漸退化。士族在巔峰時期，享有太多的權力，也導致了他們不思進取，醉生夢死。於是在東晉政權的後期，隨著北方異族壓力的加重，寒門庶族勢力開始有了抬頭的機會。

事實上桓溫氏原本就不是豪門士族，桓氏一度差點顛覆了東晉政權，後來淝水之戰中，劉裕開始脫穎而出，並逐漸掌控北府兵，成功取代了東晉，建立了南朝宋。那之後，庶族中一些有能力的人開始逐漸走上歷史的舞臺。

宋武帝劉裕

同時，南北朝幾百年時間內，天下很少有太平的時候，內亂與外戰連年不斷，當權者也不得不依靠一些傑出的庶族人才，等到隋唐重新一統之後，科舉制度開始實施，士族壟斷權力的時代就徹底被終結了。

結語

不過，雖然進入隋唐以後，士族壟斷上層權力的時代過去了，但士族本身並未消亡。范陽盧氏、博陵崔氏等士族依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但科舉制度的出現，確實也給了寒門子弟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話說回來，那些寒門子弟有朝一日登上高位，往往又會把自己的家族變成一個新計程車族，屠龍勇士最終變成了惡龍，士族從未消失，只不過換了一種更溫和的方式存在著。

此“士”乃分封制下的一個階層，對上一階層（卿大夫）承擔貢賦和作戰等義務，而不是“族”，並隨著分封制的瓦解而崩潰了；跟宗法制有一定的淵源，但那是以後的事情，跟商周的宗法制也無關。

那麼跟什麼有關？跟讀書人有關！

中國古代在秦漢之前可稱為貴族政治（世官制，世卿世祿），這個跟分封制有關。而從漢開始，重用讀書人，要想做官的必須讀書，往後歷朝大概均如此。於是這“士”正式成為四民之首（士、農、工、商），這裡的“士”是指讀書人，跟分封制下的“士”無關，那是貴族。

春秋戰國時讀書人又叫“遊士”，是活躍分子，到處遊走宣傳自己的思想或者講學、學習、交流，比如孔子。戰國時盛行禮賢重士，貴族愛資助“遊士”而求賢名，或者招納讀書人為門客，為他們出謀劃策，但這時期是貴族政治，讀書人沒什麼上升機會。

而到了西漢武帝時期，士（讀書人）得以重用為官，而且待遇極好，如丞相和太尉各年俸萬石，九卿和太守級別的基本上兩千石，在政府衙門任職的最低級別的也有100石年俸並且免繳賦稅。這是什麼概念？當時畝產糧食平均也就一石（約120斤米），一個普通的八口之家年收入大概也就是100石。所以曾國藩才說在古代中國最好的職業是當官。

在當時當官不能世襲，但可以發財。這些讀書人當官發財後就來倡導“敬宗恤族”的事情，首要的就是為祖先特別是為父母立廟造墳建祠堂，其他兄弟都要共同祭拜，同時把錢分給他們，所謂的“家累千金，散盡九族”，資助、救濟同宗同族之人（救急、養老、教育等等）。於是就慢慢的以他為核心，聚族而居。有錢，當官的人多，後來在地方上就成了大姓，漸漸的也就由士人演變成所謂的“士族”，這跟宗法制有關 ，更跟當官有錢的讀書人有關。

這些家族中的子孫讀書容易，因為他們有書籍，有家庭教育，有讀書氛圍，有讀書的榜樣，他們不用為錢發愁，生活有保障。一個家族中讀書的子弟多了並且有關係有門路，當官的自然也就多了，在當地就有了威望，士族就變成了門第。

有了家族淵源，門第也必定有“郡望”，察舉制下（九品中正制），其子弟當官也就容易了。政府和社會的權力慢慢的也就落入了這些大家族手中，其他貧困家庭農民攀附依附他們，門第就成了門閥，成為豪強地主，有錢，有權，有人，有時候君王都不得不依靠他們。

這個時候士家大族所說宣揚的“書香傳家”只不過是作弊、講人情，靠關係的外衣罷了。

到了隋唐以後，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逐漸普及，書籍也隨之普及，士族就不能再靠壟斷書籍而讀書當官了，寒門子弟讀書的機會多了，而且生活貧困，讀書成了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也就更加努力，比如范仲淹。士族子弟讀書反而不如他們，在靠考試而不是靠關係的選人用人機制下，士族也就失去了優勢，於是往後還有大地主，還有書香門第，但再也沒有累世公卿計程車族了。

“士族”這一群體的出現和消亡都很有意思，不僅僅成分混雜，其發展脈絡在不同的時代裡有非常明顯的特徵。

總體來說，士族的出現和消亡，歸根結底在於人才選用制度的變化上。

從“帝師”到“臣屬”：士子從遊說講學轉入世家傳承

“士”的出現在春秋時期呈井噴之狀，不僅僅有諸子百家這樣的學派湧現，還有一些並不屬於某一家，但觀念卻採集了百家之長的人士大放異彩，比如吳起就是先從儒家，後改兵家，最終卻做了法家的事情。

而這一時期也是“士”的地位最高的時候，往往擔任“帝師”這一角色。

“帝師”並不是具體的官職，而是實際上享受的待遇，諸侯國都開始主動吸納這些有才學的人入朝為官，甚至可能前一天還寂寂無名，後一天便權傾一國，比如“商鞅”。

而這時候的“士”成分極為複雜：

有如日中天的貴族，比如孟嘗君；有家世破落的貴族，比如商鞅；有身家富足的生意人，比如呂不韋；有輕生重義的遊俠兒，比如荊軻；有民間苟活的貧苦人，比如蘇秦；

……

但是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自身有一些別人所不具備的本事和學識，而諸侯們也正好需要這些人，兩者一拍即合。

那麼，這些諸侯們的推崇和倚重，是士族產生的根源，但重點在於為什麼諸侯們會重用這些人。

這裡面的主要因素有兩個，其一是這些人的本事對家國有大利，但最重要的是其二，他們並不是朝堂上根深蒂固的勢力。

只有士族的加入，才能打破原有的勢力格局，才能變法圖強。

在士族走入權力中樞之前，各國的統治勢力其實是公族，宗室、王親、勳貴一大堆，也深受君王信任，但這些人也往往食古不化，成為變革的阻礙。

所以，諸侯們大力引入士族進入朝堂，憑藉君主的支援形成一股能與守舊勢力對抗的集體，以此來推動變法的出現。

這才是“士族”井噴的根本原因，不全是因為逐級分封的分封制，但也不是全無關係。

春秋戰國階段不僅僅秦國有變法，其實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變法，都曾經吸納士族入駐，只不過秦國最有成效而已。

但這種行為也有很高的風險性，一個是如果歷時幾年的變法最終失敗，那麼對於國力影響非常大，對於君主的統治也會產生危機；另一個是公族宗室力量被削弱過狠，會導致國家混亂，比如晉國最終分裂為韓趙魏三國，就是因為公族勢力被削弱太狠的緣故。

這一時期的“士族”主要的活動就是去各國遊說講學，向君主推銷自己的理念，比如孔子就曾經周遊列國。

但是，這樣的地位在秦朝建立的時候被取消了，秦朝設立了一個叫做“博士”的官職。

這個“博士”其實顧名思義，就是吸納一些精通諸子百家的人士去研究學問，在早期還有著諫言的職責，只不過後來被打壓了。

這一官職的設定就釋放了一個很明顯的訊號，“帝師”不會再出現了，所有計程車與君主的關係只能是“君臣”，沒有任何人能凌駕於君權之上。

其實李斯本來也是“士”，但並沒有稱為帝師一類的角色，終其一生也只是臣子而已。

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士”失去了最為崇高的地位，但也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從個人勢力開始逐漸發展稱為家族勢力。

即，“士族”變成了“世族”。

從“割據”到消亡：科舉是一把世家的屠刀

變為“世族”計程車階層發展非常膨脹，也因為其構成的多樣化，所以導致的勢力也多種多種，有在朝堂上抱團的官吏，也有地方豪強，還有一些清流士子，這在漢代就已經呈現出“割據”的態勢。

所以，古時候的“割據”不一定是地方勢力，還有一些隱藏的同盟。

比如漢末三國時代的袁紹就出身這樣一個大家族，即“汝南袁氏”，是一個“四世三公”的大門閥。

在漢代，“三公”位高權重，其整體就相當於後世的“宰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汝南袁氏四代裡在“太尉”、“司徒”、“司空”三種官職上都有人擔任。

而漢代選拔人才的制度就要比先秦時期有規程得多，採用了“察舉制”和“徵辟制”兩種，但還是以前者為主。

“察舉制”這種人才選拔制度是有名額限制的，在漢代以人口來計算，近乎是地方上每十萬人有一個名額，所以競爭非常激烈。

但因為沒有一個公開的標準，像“孝廉”這種稱號人為因素比較大，所以人才的任免實際上就掌控在地方官吏的手中。

而地方官吏是怎麼選拔的呢？他們也是透過“察舉制”選拔出來的，只不過年限多了，功勞大了，就會被委以重任。一級一級下來，自然是官越大，在選拔人才上越有話語權。

那麼，汝南袁氏這種“四世三公”的家族，在軍事、監察、政事三個領域裡都做到最大官職，出現“門生故吏遍天下”的事情就不奇怪了。

換言之，漢末時期，全國有極大部分官吏的任免是掌控在這些世家大族的手中的。

而這些世家大族要比王朝的命運更為長久，他們無所謂誰當皇帝，更注重自己家族的興衰。

比如司馬懿出身的河內司馬氏就是活躍在漢代建立之前的一流門閥。

這樣一來，君權就受到了極大的挑釁，士族也從“帝師”、“臣屬”等等對家國有利的勢力逐漸變成了實質上的“割據”，不利於大一統。

於是，在隋代就出現了“科舉制”。

科舉“為國選材”只不過是副產品而已，因為察舉制、徵辟制同樣能選出很多良才，選拔出的人士也不比科舉差很多。

它真正的作用是抗衡這些世家大族。

隋代短命而亡，有唐一代的科舉其實還是以官宦子弟居多，真正寒族出身透過科舉進階計程車子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但這種情況逐漸形成定製的時候，寒族士子在朝堂上的地位越來越高，數量也越來越多，他們沒有家族需要去顧慮，在很多事情上就能和君主站在一起。

日積月累，此消彼長之下，世家大族在之後的朝代裡逐漸式微，朝堂內部的爭端也從君權與世族權力的對壘變成了不同勢力之間的黨爭。

從這意義上來說，士族這一群體，從先秦時期的遊說講學到成為世家大族，最高時期就是晉代成為皇族，唐之後因為科舉的出現而逐漸衰落。

實質上，隨著科舉規章的完善，人才選拔有了相對公開的標準，家族勢力的衰弱，影響力逐漸消泯，士族已經逐漸消亡了。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