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它不準確，那麼沒什麼比它更準確的了。問題也是在這兒出現的。有人總嫌它太“準確”了，總改它，把它改得不準確。就像乾隆以編四庫全書為名，收繳民間書籍消毀，基本把中國歷史“準確”成了他們家的。這個你懂的。

我們看歷史時，肯定是以史料為基礎的，這是最基本的，但是史料也不乏有錯誤之處的，因此需要考證，考證能把錯誤之處、虛妄之處挑出來，把史料過濾一遍。

比如在《世說新語 言語》上，有一個鐘會、鍾毓二人面對曹丕，鍾毓面對曹丕比較緊張，臉上都是汗。曹丕問他：“你臉上為什麼有汗呢？”鍾毓說了：“戰戰惶惶，汗出如漿。”是緊張的流汗，而臉上沒汗的鐘會說：戰戰慄慄，汗不敢出，是緊張的不敢流汗。

乍一看沒什麼問題，可是曹丕公元226年就死了，鍾會公元225年才出生，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因此這是一段錯誤的史料。

史料的應用必須要經過考證，淘汰那些錯誤之處。說二十四史是正史，正史寫的就一定沒問題，這也是不對的。

比如《後漢書》董卓傳裡面的邊章在初平元年寫信給董卓，可是邊章在中平三年就死了，這件事同樣不可能發生。

因此史書記載必須辯證的看待，有些史料還是帶有傳說的性質，這就更需謹慎，傳說這種東西，以訛傳訛，越來越扯淡。

所以看待史書的記載，極需謹慎。

史書是人寫的，就會帶有寫作者個人的情緒和看法偏好，當然也避免不了有失誤的地方。這麼說並不是說質疑史書，某表達的意思其實就是讀書要多讀，不能拿一本書做依據，兼聽則明嘛！還是要多讀書結合著著去讀，才能不被史書矇蔽。

在正史、方誌、墓誌、家譜四類的從屬分，自然還是以正史為尊，其他三家為輔，相互佐證，彌補不足。透過史料的隻言片語去發現推測歷史的真相，而不是書上寫啥就是啥，就深信不疑。但是，全盤否定史書去信坊間野史，就更不可取了，雖然史料有錯誤的地方，但是也比野史嚴謹的多，還是要以正史為尊的。

比如方誌會有美化當地的可能，但對當地發生過某事的時間偏差不會太大；墓誌有美化志主的可能，但對墓誌的官職啊榮譽啊生卒年啊啥的不會瞎搞，這些都可以彌補正史的不足之處。

正史之中也要區分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透過分析知道那個才是真相，哪個才是可信的，某舉例說明。

後周世宗郭榮在高平之戰後整軍，選拔精英壯士為殿前軍，關於整軍的主持者是誰的記載，就各自不一。

三份正史，一份說是郭榮主持整軍，兩份說是郭榮命宋太祖趙匡胤主持整軍，哪個是真實的呢？就需要讀者去分析了。

會要的作者王溥是後周的宰相，舊五代史是趙匡胤命薛居正編纂的，通鑑是宋神宗時司馬光編纂的，從時間上看，自然是王溥真實，因為他也是當時的人，他親眼見的。

為什麼宋朝的兩人卻寫是他們的開國皇帝主持呢？當然頭一個是拍馬屁了，第二個就是引用頭一個的說法了。

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