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子玄，是常與丘長孺父子論詩作文的朋友。文采雖然不如他們父子，但性格質樸誠實，有羞恥之心，不肯借講學以宣揚道學，這很可喜，所以我喜歡他。因為他沒有親眼見過顏回、曾參、子思、孟軻，也不曾親眼見過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只見到如今講周、程、張、朱道學思想的人，以為周、程、張、朱等人確實就是這樣了，所以以講道學為羞恥而不肯講。不講雖然是過錯，但是假使學者感到羞恥而不肯講，是以為周、程、張、朱等人只不過是和現在的道學家一樣，那麼如今那些講周、程、張、朱學說的人也就該殺了。鄭子玄以為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心裡想的是升官發財；等得到高官厚祿以後，仍然自鳴得意地談仁義、講道德；而且還要裝腔作勢地對人說：“我要糾正世俗、感化世人。”他認為敗壞社會風俗的，沒有比講周、程、張、朱的道學更嚴重的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肯講道學。那麼不講也就算不上是過錯了。 有一個姓黃的讀書人經過這裡，聽說他是從京師到長蘆去“打秋風”的，又跟長蘆的長官到別處去上任。到了九江，遇見一個地位更高的人，他就棄舊從新，隨新主人轉道往北，頂著大風冒著嚴寒，也不顧年老有生命危險。已經到了麻城，來見我說道：“我準備去遊覽嵩山和少林寺，那位顯者也想去遊嵩山和少林寺，拉我同行，所以到了這裡。可是顯者還在城內等我，我勢必不能在您這裡宿夜了。回來的時候一定還要經過這裡，到那時就可以多相聚幾天再作別。現在太匆促了，實在捨不得離開您。”他的話是這樣，他心裡又是怎樣想的呢？我料想他內心實在是為了林汝寧知府那裡有一筆錢財捨不得放棄罷了。只是林汝寧知府從前曾三次赴任，他沒有一任不跟隨前去的，去了一定滿載而歸，這一次感到還沒有滿足，就像餓狗惦記著隔夜沒吃完的狗屎一樣，卻竟敢欺騙我說是為了去遊嵩山和少林寺。他以遊嵩山和少林寺來掩蓋自己隨林汝寧知府去打秋風的行為而欺騙我；又唯恐林汝寧知府懷疑他是為了再來找自己，就又以捨不得李卓老，應當再來拜訪李卓老為藉口，以欺騙林汝寧知府：真是名利雙收，處事和品行也都十分周到了。我與林汝寧知府幾乎都中了他的圈套而不醒悟啊，這能說他不狡詐麼？現在的道學家，和他有什麼兩樣！ 由此看來，現在的所謂聖人，恐怕與現在的所謂山人是一路貨，只不過有幸運與不幸運的差別罷了。有幸而能寫詩，就自稱為山人；不幸運而寫不了詩，就辭卻山人之名而以聖人自稱。有幸而能講良知，就自稱為聖人；不幸運而講不了良知，就推託聖人之名而以山人自呼。辛苦輾轉、翻來覆去，為的是欺騙世人、獲取私利。名為山人而心裡卻和商人一樣只想要錢，口裡大談道德而目的卻在逾牆偷盜。自稱山人而心思和商人一樣，已經很可鄙了，反而還要掩蓋打秋風的本意而故意表示是為了遊嵩山和少林寺，以為別人是可以隨便被欺騙的，這就更加可鄙了。現在的講道德、性命的人，都是所謂遊嵩山和少林寺的人；現在的患得患失，志在求取高官厚祿、上等田園宅第、風水寶地，打算留給子孫受用的人，都是像黃生那樣託名於林汝寧知府，而裝作捨不得李卓老的人啊。既然這樣，鄭子玄的不肯講學，恐怕實在不值得奇怪了。 況且商人又有什麼可鄙的呢？他們身攜數萬資財，經歷風濤危險，受盡關卡吏員的欺侮，忍耐著集市交易時人們的辱罵，經歷了萬般辛苦，所攜的資財很多，所得的收入甚微。但是必須結交上公卿大夫，然後才能獲得盈利而避開禍害，怎麼能像山人那樣昂首而坐在公卿大夫的座上呢？現在的所謂山人，稱他們為商人，其實卻身無分文作為資本；叫他們是山人，卻又非公卿大夫之門不進，所以就令人可賤了。話雖然這麼說，我難道就沒有這種表現嗎？怎麼知道我沒有商人的行為和想法，而披著佛教的袈衣來欺騙世人而獲取虛名呢？有的話請對我加以懲罰，我絕不包庇自己的短處。即使如此，至於那些患得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的事，我是絕對沒有的。評點： 本文是李贄給友人焦竑的一封信。在信中，李贄透過鄭子玄恥講道學，與黃生的為“名利兩得，身行俱全”的趨附權門的假道學作了鮮明的對比，尖銳地揭發了自宋代程朱理學發展而來的明代理學家，他們到處欺世盜名，所謂“聖人”、“山人”者，都是一路貨色，都是“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的欺世獲利之徒。文章筆鋒犀利，揭發有力。
鄭子玄，是常與丘長孺父子論詩作文的朋友。文采雖然不如他們父子，但性格質樸誠實，有羞恥之心，不肯借講學以宣揚道學，這很可喜，所以我喜歡他。因為他沒有親眼見過顏回、曾參、子思、孟軻，也不曾親眼見過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只見到如今講周、程、張、朱道學思想的人，以為周、程、張、朱等人確實就是這樣了，所以以講道學為羞恥而不肯講。不講雖然是過錯，但是假使學者感到羞恥而不肯講，是以為周、程、張、朱等人只不過是和現在的道學家一樣，那麼如今那些講周、程、張、朱學說的人也就該殺了。鄭子玄以為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心裡想的是升官發財；等得到高官厚祿以後，仍然自鳴得意地談仁義、講道德；而且還要裝腔作勢地對人說：“我要糾正世俗、感化世人。”他認為敗壞社會風俗的，沒有比講周、程、張、朱的道學更嚴重的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肯講道學。那麼不講也就算不上是過錯了。 有一個姓黃的讀書人經過這裡，聽說他是從京師到長蘆去“打秋風”的，又跟長蘆的長官到別處去上任。到了九江，遇見一個地位更高的人，他就棄舊從新，隨新主人轉道往北，頂著大風冒著嚴寒，也不顧年老有生命危險。已經到了麻城，來見我說道：“我準備去遊覽嵩山和少林寺，那位顯者也想去遊嵩山和少林寺，拉我同行，所以到了這裡。可是顯者還在城內等我，我勢必不能在您這裡宿夜了。回來的時候一定還要經過這裡，到那時就可以多相聚幾天再作別。現在太匆促了，實在捨不得離開您。”他的話是這樣，他心裡又是怎樣想的呢？我料想他內心實在是為了林汝寧知府那裡有一筆錢財捨不得放棄罷了。只是林汝寧知府從前曾三次赴任，他沒有一任不跟隨前去的，去了一定滿載而歸，這一次感到還沒有滿足，就像餓狗惦記著隔夜沒吃完的狗屎一樣，卻竟敢欺騙我說是為了去遊嵩山和少林寺。他以遊嵩山和少林寺來掩蓋自己隨林汝寧知府去打秋風的行為而欺騙我；又唯恐林汝寧知府懷疑他是為了再來找自己，就又以捨不得李卓老，應當再來拜訪李卓老為藉口，以欺騙林汝寧知府：真是名利雙收，處事和品行也都十分周到了。我與林汝寧知府幾乎都中了他的圈套而不醒悟啊，這能說他不狡詐麼？現在的道學家，和他有什麼兩樣！ 由此看來，現在的所謂聖人，恐怕與現在的所謂山人是一路貨，只不過有幸運與不幸運的差別罷了。有幸而能寫詩，就自稱為山人；不幸運而寫不了詩，就辭卻山人之名而以聖人自稱。有幸而能講良知，就自稱為聖人；不幸運而講不了良知，就推託聖人之名而以山人自呼。辛苦輾轉、翻來覆去，為的是欺騙世人、獲取私利。名為山人而心裡卻和商人一樣只想要錢，口裡大談道德而目的卻在逾牆偷盜。自稱山人而心思和商人一樣，已經很可鄙了，反而還要掩蓋打秋風的本意而故意表示是為了遊嵩山和少林寺，以為別人是可以隨便被欺騙的，這就更加可鄙了。現在的講道德、性命的人，都是所謂遊嵩山和少林寺的人；現在的患得患失，志在求取高官厚祿、上等田園宅第、風水寶地，打算留給子孫受用的人，都是像黃生那樣託名於林汝寧知府，而裝作捨不得李卓老的人啊。既然這樣，鄭子玄的不肯講學，恐怕實在不值得奇怪了。 況且商人又有什麼可鄙的呢？他們身攜數萬資財，經歷風濤危險，受盡關卡吏員的欺侮，忍耐著集市交易時人們的辱罵，經歷了萬般辛苦，所攜的資財很多，所得的收入甚微。但是必須結交上公卿大夫，然後才能獲得盈利而避開禍害，怎麼能像山人那樣昂首而坐在公卿大夫的座上呢？現在的所謂山人，稱他們為商人，其實卻身無分文作為資本；叫他們是山人，卻又非公卿大夫之門不進，所以就令人可賤了。話雖然這麼說，我難道就沒有這種表現嗎？怎麼知道我沒有商人的行為和想法，而披著佛教的袈衣來欺騙世人而獲取虛名呢？有的話請對我加以懲罰，我絕不包庇自己的短處。即使如此，至於那些患得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的事，我是絕對沒有的。評點： 本文是李贄給友人焦竑的一封信。在信中，李贄透過鄭子玄恥講道學，與黃生的為“名利兩得，身行俱全”的趨附權門的假道學作了鮮明的對比，尖銳地揭發了自宋代程朱理學發展而來的明代理學家，他們到處欺世盜名，所謂“聖人”、“山人”者，都是一路貨色，都是“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的欺世獲利之徒。文章筆鋒犀利，揭發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