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楚元唐玄宗後期一員勇猛的武將也是一位叛將，武功不強政績平平資質平庸卻膽大狂妄，自封南楚霸王公然起兵謀反，但僅一個月就被唐軍大將韋倫鎮壓告敗被俘，以謀反罪斬首淪為歷史笑柄遺臭萬年，起兵造反落得一個可悲的下場。

康楚元叛亂是發生在安史之亂後期一場莫名其妙的叛亂，康楚元這個人也頗為莫名其妙。

當時唐王朝正在與安史叛軍搏鬥，叛軍已經換成史思明為燕國皇帝，算是叛軍反攻唐王朝防守的一個階段，雙方主戰場是洛陽以西以及江淮一帶，唐軍領軍將領是僕固懷恩和李光弼。

康楚元當時是襄州（現湖北襄陽）守將，具體職務史書記載略有不同，《舊唐書》三處提到康楚元，一個地方說他是偏將，另一個地方說是大將，第三個地方說是裨將；《新唐書》也是大將、裨將亂說。但確定康楚元上面還有州刺史王政，康楚元最高不過是二把手，最高也就是五六品官。

康楚元在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八月把襄州刺史攆走，聚集了萬把人，自稱南楚霸王（或東楚義王）。唐肅宗反應還算快，處理方式也算得當，派人去安撫康楚元，把原來的襄州刺史貶官降級，任命其他人當襄州刺史，但被康楚元拒絕。

九月，康楚元派人南下攻佔了荊州（現湖北荊州），荊州是荊南節度使駐地，影響很大，周邊各州縣官員聞風而逃，“荊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資治通鑑》）

當時唐王朝的軍隊主要在北方，荊襄一帶本來就比較空虛，又多年未經戰亂，康楚元反叛純屬意外事件，打了大家一個措手不及。

當時駐守在商州（現陝西省商洛市）的刺史叫韋倫，是個不錯的官，後來也做到宰相級高官、國公爵位。韋倫手下是來自西域的安西、北庭軍，是用來對付史思明的精兵，商州離襄州地圖直線距離300公里，算是比較近的。

十一月，韋倫出兵先到了鄧州（現河南南陽），離襄州地圖直線距離不過100公里。之後並未急於進攻，而是招降康楚元及手下，幾天後等康楚元懈怠，乘機進攻，一戰拿下了襄州，活擒康楚元，康楚元截留的租庸二百萬緡被繳獲，平定荊襄。

十二月，康楚元被送往長安處死，此次叛亂平息。

過程就是這麼個過程，康楚元此人在史書中只有這些記錄，標準的無名之輩，如果沒有反叛，史書上估計都不會提到他的名字。反叛原因無非是將帥不合，加上當時叛軍勢大，周邊地區賦稅又都彙集在襄州，康楚元野心之火被這些因素點燃，自不量力的進行反叛。

但這也說明了當時唐王朝的統治已經岌岌可危，唐肅宗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沒有把精力都放在平叛大業上，給了這些野心家充分思考的時間。有足夠的時間，又有足夠的武將基數，自然就會有一些人有所行動。

康楚元的反叛只是安史之亂後期唐王朝大後方此起彼伏的將領反叛的開始，之後不久，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四月，還是襄州守將張維瑾、曹玠率眾謀反，殺掉了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平叛，叛軍投降。

一次是偶然，兩次就應該不是偶然了，而且同樣發生在襄州。但唐肅宗並未嚴肅對待這個事情，沒有給其他將領足夠的震懾。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江淮一帶將領劉展反叛，波及範圍很廣，唐王朝付出極大代價才平息。這次事件原因史書上記載的比較清楚，純粹是唐王朝官僚體系逼反了劉展這員在安史之亂中立過功的悍將，唐肅宗本人和唐肅宗親信的宦官起到了極壞的作用。

對這段時間的歷史，《劍橋中國隋唐史》是如此描述的，“這些年的記載充滿了譁變和小叛亂之事，它們幾乎都出於個人的野心和對抗，而不是為了宏圖偉業。政府一再因這類與主要叛亂活動或叛亂政權毫無關係的動亂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牽制而不能實現它的主要目標。”

結合安史之亂後唐王朝藩鎮割據的情況，康楚元反叛是唐王朝皇帝權威失去的開始，每個領軍將領多少已經存著自立割據的想法，只是有人實施了，有的人沒有實施而已。

康楚元是一位有野心且異常勇猛的將領！

他原為唐朝襄州裨將，後發動叛亂佔據襄州，自稱南楚霸王。同年九月，他引兵攻克荊州，使得周邊數州官員望風而逃，聲勢一度浩大。

在接連得手後，他又斷絕了朝廷漢、沔等地的餉道，同時肆意劫掠租庸供給，使得朝廷不得不作出回擊。

為收復國土、賦稅，朝廷特派出大將韋倫征剿。沒想到康楚元卻不堪一擊，很快便被剿滅。此役不僅收復了被佔諸州，同時也奪回了200萬稅收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