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更多意義上是帝黨的一杆槍，是帝后之爭的擴大表現...如果真的單純看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我覺著影響更大的是譚嗣同，他的家世和學識在當時候的學子中影響很大...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訊息傳至京城群情激憤，舉國聲討，首先站出來的是京城的高官，並不是康有為等人，他只不過欺世盜名，忽悠了大眾。

所謂的“公車”是漢代的官衙稱謂，是指以車馬接送舉人進京趕考，後來多指舉人。

一般的歷史教科書都是這樣描述公車上書這件事的：康有為在獲悉簽訂《馬關條約》之後，邀約1200多舉人到松筠庵集會之後，連夜起草了長達14000字的"上今上皇帝書"，提出了“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張，他反對18省1300多人聯名上書，5月2日各地舉人排著一里多長的隊伍向都察院遞交上書，但都察院以皇帝已在條約上蓋璽而拒絕接收，雖然上書沒有成功，但卻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許干政”的禁令等等。

好多的歷史教材在描寫公車上書都是引用康有為撰寫的《康南海自編年譜》一書，其實並非是都察院拒收，而是康有為根本就沒有呈上去。原因是康有為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裡得知自己考中了進士，如果他帶頭上書，眼看到手的功名就要取消，在權衡利益得失後他臨陣退縮了，中了進士的康有為終於在京城混了個小小的六品官，那些公車上書的所謂政治主張早被他拋到了腦後。

而最早起來反對《馬關條約》不是舉人，而是大批現職官員，有臺灣巡撫唐景崧，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等及其他官員600多人，顯然各級官員才是上書的主力軍，剛參加完會試正在等待發榜的舉人也被調動起愛國熱情，紛紛上書，按照清朝規定，舉人是不能直接上奏的，只能寫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康有為最多是個積極參與者，他也只徵集到80多舉人的簽名，而另一個舉人陳景華卻聯合了280人共同簽名。從4月30日一直到5月8日，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舉人的上書，因此康有為所說的都察院拒收是不成立的。

儘管公車上書不是康有為組織的，但他卻是獲利最大的，他這個人會經營，懂得營銷策略，三個月後康有為在上海《申報》連續刊登廣告，以兩毛大洋的價格出售他寫的《公車上書記》，到了第七天他乾脆打一折以兩分的價格拋售，儘管賠本，但他卻賺足了人氣，人們都知道了是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康有為混淆視聽管他是否屬實，從而假的也變成了真的。

1898年光緒釋出詔書實行新政，五天後，光緒正式接見了康有為，安排他在總理事務衙門工作，仍然是個六品官，這也是僅有的一次接見。

那些歷史書上、影視作品中所描述的光緒與康有為促膝談心、共商國是的場景，沒有任何史實上的根據，最早在朝廷上呼籲變法的是監察御史楊深秀，而具體執行的是在軍機處任職的四個章京：楊瑞、劉光弟、譚嗣同、林旭，他們都被光緒授予四品銜，代皇上草擬新政的詔書，康有為只是一個六品的小官，顯然沒有受到特別的重用，更談不上維新的領袖。

康有為參與維新變法是有私心的，他呼籲光緒帝維新變法的專門機構，由他及弟子梁啟超、譚嗣同來掌管，但一直沒有得到光緒的重視；康有為認為沒能得到主持維新的權力是光緒無權，是慈禧太后在背後搗鬼，所以他要替光緒帝把權力奪回來，因此他就醞釀一場連光緒都不知道的政變，他讓譚嗣同去說服袁世凱帶兵包圍頤和園，來個圍園殺後。

另外康有為還在英華人李提摩太的建議下，懇請光緒聘請退休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為顧問，並且提出建立“中美英日合邦”的賣國大計，這一切都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對。

慈禧太后得知訊息後先下手為強，處死了譚嗣同等六君子。（提倡一夫一妻制的康有為妻妾成群）

極力主張策劃政變的康有為在天津塘沽靜觀事態，他將自己的風險降到最低，如果政變成功，他可以風光返京，搶佔勝利果實，如果失敗，他能迅速逃走，會有人替他死，真乃小人也。

為了掩蓋自己的陰謀，康有為手持假的衣袋詔在海外招搖撞騙，讓人以為他就是光緒特派到海外搬兵救駕的欽差大臣，他甚至還把這個假密旨刊登在全世界的中文日報上，這讓光緒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這個假密詔徹底破壞了光緒與慈禧太后的關係，讓慈禧永遠也不會原諒關係，關係被軟禁起來，直至死去。

康有為就是一個投機分子，蹭熱度，只是後來某些人把他聖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