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國策。從漢高祖開始，商人一直被限制營用和上升，中國貴族體系中由土地專斷把持，而從門閥政治沒落到科舉形成，官僚體系開始慢慢建立，則教育專斷形成。這些使得商人階級無法進入更為高的社會階層。沒有權利則無法掌握話語權，無法書寫歷史，所以無法讓歷史銘記。

始於齊國管仲時代的國家對於高產出產業和物質資料流通的把持例如土地，鹽，鐵等，使商人極少有機會成為把持重要資源，從而擁有一定能量的人。

管仲是強稅制下的國家干預主義，強稅制體現為”隱含稅率“，即《管子·國蓄》：“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國家干預主義體現在《管子·海王》：“令鹽之重升加分強……千鍾二百萬……禺策之……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以及《管子·地數》：“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封建時代政府出於財政的考量，以行政手段介入商業，與商人奪利，歷代王朝的當權者在“抑商”口號下隱藏的是防止任何有可能構成對帝國集權統治具威脅的集團性社會勢力形成的動機。而商人正是極大的不確定因素，對於王朝的穩定是有一定威脅性的群體。因此，需要在輿論上引導，降低這個群體的社會地位。一個失去社會地位的群體，自然很很難在歷史上留名。

這是一個歷史史觀的問題。翻譯成現代漢語，意思是說，古時候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很多，但是能青史留名的則鳳毛麟角，只有卓越超凡的人才被流傳下來。從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說話，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可是當你翻閱所有的歷史書，你會發現，史書記錄下來的，除了帝王將相，就是大藝術家、大科學家、大文豪等，卻沒有區區在下和平民百姓。所以，本段論述闡釋了歷史的另一種定義。

縱觀中國古代史，屈原因作《離騷》而名垂千古；司馬遷由一部《史記》而被後世敬仰；曹操因卓越的軍事、政治和文學才能被歷史誤解，又被後世英雄稱讚；鄧世昌因民族氣節，雖死猶榮，被我們稱之為英雄。這些人的行為超凡卓越，非常人能為，因而被青史留名。

時至今日，許多耐不住寂寞的人，為了名躁一時，落得譽滿中華，乃至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他們可以說得上是煞費苦心，用心不可企及。特別是在今天網際網路發達，資訊傳播迅速，給那些連道德底線都不要，只要名氣的人提供了展示自己丑華的場所，一時間什麼牛鬼蛇神都跳到歷史的前臺來了。他們忽視了卓越超凡幾個字，只記住了青史留名幾個字，因而就註定了這些醜華滿滿的人的歷史歸宿。

“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這句話害人啊。當然，那些出名為了攢錢的除外，因為那是別人的生計，無可厚非，儘管有些人連道德、人品都丟掉了呢。

謝提問！

這句話出自古文《報任安書》，是作者站在歷史的高度，總結了古往今來名士成功經驗和對時代對後世的影響。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確實如此，從古到今的富貴商賈，留名青史的極其少見，儘管他們在當時富甲一方，甚至富甲天下，但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成了水中浪花，轉眼及逝。這是為什麼？是因為他們大都終其一生為金錢奮鬥，為一己之私而奮鬥，不是為民族、為社會奮鬥，在他們眼中，金錢是萬能，為了金錢，他們可力盡所能，不擇手段，以搏得自身及兒孫萬代富貴為己仼，正如《紅樓夢》中所云：終身只恨積無多，待到多時眼閒了。

而縱觀自古已來的名士、英烈哪一個不是終身為社會為民族而艱辛苦鬥而名垂青史的呢？在過往的歷史中，文王在獄中寫《周易》;孔子在困頓逆境中寫《春秋》;左丘明失明後寫出了《國語》;屈原流放中憤寫《離騷》;孫臏被破膝蓋骨，寫出了《兵法》;呂不韋被貶寫《呂氏春秋》;韓非被囚寫下了《說難》、《孤憤》。而《詩經》《樂府》等名篇大量的古詩詞賦無不都是先賢們在逆境中留下的傳世之作，他們的名字也隨同他們的作品留芳百世，他們才是真正的卓越超凡的人才。

所以自古來：富貴多熱鬧，聖賢多寂寞，但富貴者只是名噪當時，死後無半點歷史地位，更談不上留名後世，因為他們是為私而活。而聖賢者可能困頓終身，但他們離世後都被千秋萬代所景仰，因為他們是為天下而活。正所謂：私者一時，公者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