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公車上書，我們首先就會想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大敗，李鴻章赴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訊息傳到北京後，正在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憤然寫下了《萬民書》，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

現在咱們看“公車上書”，很多人會說就是一個小小的集會活動，有什麼了不起的，一定是歷史把他吹捧大了。其實不然，咱們想一下那是什麼時候，清政府還存在，那時人們的思想是怎麼樣？那是忠君的愚忠思想，皇帝說啥就是啥，皇帝決定的事情不管對錯都得聽著，還得無條件的服從。

康有為在那個年代發動上書，那是冒著殺頭的危險，搞不好就被判個謀反罪被斬首。所以康有為就是個狂人，為了民族大義，不顧及私利。向朝廷主張拒和、遷都、再戰。

但是在當時的朝廷中主和派佔了上風，並且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不願意再打了，只要是能停戰，什麼條件都答應。所以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沒有改變朝廷的決定，但是卻進一步解放了思想，是人們由忠君開始逐漸轉變為忠國。

總之，在那個年代康有為的做法可謂是前無古人，公車上書也為戊戌變法拉開了序幕，封建地主階級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自救活動。

在甲午戰爭中，清軍在與日本的戰鬥中節節敗退，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被迫派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赴日本展開和談。在談判過程中，由於清政府的軍事失利，在與日本的談判過程中十分被動，對於日本的要求無力反駁，最終在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定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的苛刻要求是空前的，訊息傳出，舉國譁然，公車上書也就是在這一期間發生的。

《馬關條約》

中日兩國談判期間，正值乙未科會試結束，大量地方舉子聚集在北京，當得知《馬關條約》的內容時，各地舉子捶胸頓足，紛紛要求拒籤條約，繼續對日作戰。據康有為回憶稱，他於《馬關條約》簽訂前就得知了條約的具體內容，便立即讓梁啟超組織各地舉子上書，康有為本人用一天兩夜的時間起草了一份萬言書，“召集18個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達1200餘人”。鑑於康有為曾在1888年向光緒皇帝上書，故而此次上書也就被稱為《上清帝第二書》。至於此次上書的內容，康有為在此文開頭就已經明言說明“呈舉人康祖詒等，為安危大計，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要求光緒皇帝下“罪己之詔”、“明罰之詔”、“求才之詔”，遷都西安以與日本持久作戰，並要重新練兵，選用先進裝備武裝軍隊，以上皆為權宜之計，根本方法則是要求變法以圖強。在傳統的記載中，公車上書一事，最終被督察院以和約已成為由拒絕接受，最終失敗。

康有為

近年來，學界對於公車上書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過去對於公車上書一事的記載主要是以康有為本人的記述為主，透過對史料記述的進一步發掘，對公車上書一事的爭議也逐漸凸顯。張海榮指出，參與公車上書的邱菽園在其記述中對於此事有所記載，他在回憶中說“疏未上，而和議已成，事遂寢”，表明《上清帝第二書》並未送交督察院，與康有為的記述相牴觸。此外，在他的回憶中，公車上書的規模也遠未達到康有為所稱的一兩千人，且當時有很多人也並不完全贊同康有為的主張。邱菽園的記述與當時其他人的回憶相印證，都與康有為的記述不符。另外，茅海建教授透過研究指出，當時督察院很多官員都上疏反對和約，康有為將上書失敗的原因歸罪為督察院，但據檔案記載，督察院一直都在積極幫助代遞條陳，在康有為所記載的上書當日以及其後幾天，督察院都曾代遞條陳，並未拒絕。

公車上書（繪畫）

公車上書一事，嚴格上是由兩部分組成，一方面是各地舉人自發上書，這些上書的具體記錄目前仍然可以查閱；另一方面則就是康有為所領導的聯省上書，這次上書也是確實發生的，《上清帝第二書》也是真實存在的，但對於上書的規模以及失敗的原因，則仍然是有爭議的。

參考資料：

1. 張海榮，晚清舉人邱菽園對“公車上書”的兩次追憶，歷史檔案，2014年01期

2. 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

3. 汪叔子、王凡，“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說辨偽——戊戌變法史考論之一，安徽是學，198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