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鞅第一次變法，制定連坐法，輕罪用重刑。按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的戶籍編制的基礎上，建立互相告發和同罪連坐的制度。告發“奸人”的可以得到斬敵首級一樣的賞賜，不告發者腰斬。一家藏奸，以投敵論罪，其餘九家也就呵呵了。

輕罪用重刑，衛鞅認為這樣可以令人連小罪也不敢犯，類似於現在新加坡隨地吐香口膠也要受鞭刑……

另外，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男子成年就要在政府登記，分家另立戶口，並繳納戶賦。如果隱瞞逃避，要嚴懲。成年後不分家的，要加倍徵收戶賦。這樣可以擴大農業生產，便於開墾荒地，對貧苦之眾就不那麼好玩了。“秦人家富子壯則分家，家貧子壯則出贅”——家貧之子只能典當到富戶中成為家奴性質的贅婿。

戶籍除了徵收賦稅和徵發徭役，更是為了把農民強制束縛在土地上。

《秦律》的刑罰按等級來實施，對刑徒、奴隸的懲罰最重、一般庶民次之，對官吏和有爵位者就輕得多，還可以獲得減刑、贖罪等優待。

各種切割肉體的刑罰就不在這裡說了。

在賦稅徭役方面上看，歷代也只不過依照秦漢之法，只不過與極度的嚴刑峻法結合，還有統一六國後的自大膨脹，使得對體恤民力一無所知，造成了秦法如狼似虎的歷史印象。

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

一、結合當時歷史條件和社會發展情況來看，秦商鞅變法之前是春秋的無為而治，或鄉賢自治。商鞅變法的依法而治，漢承秦制，秦漢以後百代皆行秦法，說明秦開創的依法而治，是巨大的歷史進步。

二、從百姓角度來看，痞民、流寇、遊俠，罪犯、移風易俗，能得到有效治理。同時，也是對民眾自身的約束，受其惠必受其制。糾結秦法細節和執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失之於公允和片面，更不能用現代理念去抨擊。秦末章邯領導的刑徒軍戰力強悍，證明秦人信任秦政，信任秦法。

三、從政府角度看，不僅僅是對民眾的約束，也是對官吏的約束，平衡貴族，世族特權，平民社會權利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成文秦法代表普遍的公平正義，社會治理，從家天下理念，提升到天下理念的政府。

四、從結果來看，商鞅變法使得僻處西陲的窮弱秦國，變成碾壓級別的強大秦國，後橫掃六國而一統天下，秦法的基礎地位毋庸置疑。

秦法是秦始皇以商鞅、韓非思想為基礎。把法家思想運用於實踐。

商鞅主張尚奸，即選拔重用奸惡之人。尚奸必出惡政。惡政包括愚民六術：愚民、貧民、辱民、弱民、疲民、虐民。

商鞅思想一言蔽之——與人民為敵。

法家是捍衛君權，奴役臣民。其手段有三：刑罰、陰謀詭計、愚民。

在刑罰方面：法律體現君主的意志。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罰。寧枉勿縱， 夷族連坐。

在秦國的法律中，百姓家養的牛瘦了幾斤。就是犯罪。就要受刑。

秦始皇為實行法家愚民政策，扼殺思想和言論。創立誹謗之法。妄議朝政，誹謗天子者——誅！

秦始皇創立夷族連坐之法。一人死罪，夷滅三族。株連十戶。

秦始皇創立告奸之法。鼓勵骨肉至親之間檢舉揭發。

始皇立法，是中國法治史，乃至華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總之，秦法是惡法——害民之法，苦民之法，虐民之法。

法家是法治的頭號死敵。是極端的人治——治人。

附錄：漢文帝時，儒家大師張蒼放開言論。廢除暴秦惡法。漢武帝時，法家酷吏張湯重立秦始皇創立的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告奸之法。

秦可以說是徹底的法制社會，法的制定用於制人，刑的制定用於束心。百年的動亂養成的奸邪風氣，試想這會使多少反骨之人（黑社會）水土不服？

秦始皇還喜歡集中資源，典籍收歸中央博士官保留，器甲收歸中央築做銅人，權力收歸中央設以郡縣。秦不像戰國時期一樣民眾靠軍功實現快速階級躍遷，而是固化了階級，絕對的階級斷絕了秦高層與底層的有效聯絡，從而滋生野心與腐敗，民豈能不苦？

秦亡不在於最高統治者的放縱而在於制度的偏激，力量盛極而衰，衰極必盛，如果不能及時轉化國必不壽。一人舉旗，天下相應，以功利發家的秦兵抵不過亢奮的國民，暴動讓地方官員始料未及，長期的安逸讓他們被虎狼似的國民嚇得屁滾尿流

借用老師的話始皇立法是中國法治的倒退，那麼就是說在他之前已有立法否則倒退一說能成立嗎，那麼之前的立法是誰立的什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