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為儒家的道德標準，中庸也稱中用，庸古同用。 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時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 取折中不偏不倚之道。何晏 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以上是中庸的大概意思。中國歷史上自從漢武帝除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就成了中國正統的思想。至於中國歷史上有誰按照中庸思想治國者，那可就太多太多了。可以這樣說，自從漢武帝開始的中國每一個統治者治國理政的觀念之中，始終貫穿著中庸思想。

不要說統治者中間就說一般老百姓處事做人也都受到中央觀念的影響。“孔老二思想。”就是最好的明證。

當然，中庸思想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折中之道。更不是騎牆派。孔子所謂的中庸或者說古代儒學家所說的中庸是一種不偏不倚的平衡之道。辦事情不過火，追求絕佳的平衡點。這便是中庸之道的一個方面。

歷史上做的比較好的皇帝有:漢武帝，漢宣帝，魏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哲宗，元世祖，明太祖，明宣宗，清聖祖等這些人當政時期都能較好的維持朝廷局面的平衡以及各方勢力的平衡，最終達到集中皇權的目的，從而很好的治理國家與人民。

歷史上以中庸治國的有盤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以及伏羲的子子孫孫等，如舜、周文王，由於知力的衰敗，後來就只有漢武帝和李世民用中庸治理天下。說明:盤古氏將《河圖洛書》中的核心學問解釋為:止、中、道這三個字。《道德經》就是解釋和評論止、中、道這三個字的。三個字的內容完全一樣。

“中庸”治國一直是儒家的理想治國策略。

其一，往膚淺了說“中庸”類似於我們理解的“和稀泥”，是以平和的手法處理內外關係，維持整體大環境的和睦融洽。如果扒拉一下歷史可能在北宋太祖後的仁英宗時期可以算的上這個水平。當時政治環境重文輕武，一切治國策略以“儒家”標準馬首是瞻。皇權貴族和地方勢力都被邊緣化，而讀聖賢書的學者地位則空前尊貴。這樣的社會政治環境使得宋朝的君臣關係空前和諧，百姓生活相對富足，經濟文化欣欣向榮的景象，可以說是“中庸”治國的一個範例。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這種表面的“中庸”治國政策雖然極大的穩定了內部關係，而在對外策略上卻頻頻碰壁。畢竟周圍的“野蠻”勢力只相信誰的拳頭更硬，誰的刀更快，對他們講道理是沒用的。而在北宋後期隨著這一“柔和”的治國策略逐漸深入民心而忽略了武備，造成朝廷內部盡是誇誇其談的道德模範而沒有多少務實的人。這種對外“示弱”的印象不可避免的招致外族入侵而國破家亡。

其二，再進一步理解“中庸”是處理問題對“度”的把握。要把握住這個“度”而做到治國如魚得水，遊刃有餘本身就說明其水平已經遠遠超出“度”的標準了。而對治國來講掌握好“度”其實是最難的標準，因此在歷史上也鮮有王朝能把握的住的。找個比較近的例子我們可以看看明朝的張居正。早年他在嚴嵩和徐階兩大政治集團之間混的遊刃有餘，風生水起。掌握首輔大權後施行改革，硬是從頑固的舊利益集團中挖出一口飯來給了百姓一條活路，使得殘破不堪的大明王朝又延續了那麼多年。在這一層次的“中庸”治國上張居正算是高手。

其三，更深入的闡釋“中庸”是指的自然萬物和諧平衡、整體部分都趨近到完美的“天下大同”。這也是儒家所倡導的終極理想。如果從這個層次理解“中庸”治國已經類似於接近“道”的範疇了，恐怕只有佛家的“極樂世界”才能達到標準，至少在我們目前所經歷的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此總得來說儒家的“中庸”治國策略看似簡單，但是實際上操作起來難度太大，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玩的轉。但是儒家的理念對執政者維護其中央集權和當朝社會穩定是有非常積極意義的。所以一般王朝的治國策略在表面上往往都是高舉著儒家旗號的，但實際內在上做的好的遵從法家，依法治國；不好的就是在權利驅使下的“人治”，這樣治成什麼樣就看掌權者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