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關於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人，現在學術界還沒有定論。一種說法是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 秦穆公和楚莊王（出自《白虎通·號篇》）；另一種說法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出自《四子講德文》）。首先，我們先討論成為霸主的條件。在當時，要成為霸主，不僅要有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還要有良好的外交環境和號召力，可以召集諸侯會盟。如果會盟得到周天子的支援，那更是名正言順的霸主了。從這一點上說，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五個人當霸主都沒有什麼問題。而我也傾向於後一種說法。至於秦穆公和宋襄公，秦穆公一直被晉國壓制，前有晉文公，後有晉襄公，秦國的勢力一直沒有擴充套件到中原，根本談不到爭霸中原。宋襄公倒是召集了齊楚兩國前來會盟，可是會上被楚成王綁了，楚成王反而成了主角，宋襄公出了大洋相。後來泓水一戰，宋襄公又慘敗給楚國，徹底喪失了爭霸的資本。泓水之戰標誌著商周以來“禮義之兵”行將壽終正寢，而以“詭詐奇謀”為能事的新作戰方式正在崛起。其實宋本來是春秋時期的大諸侯國，如果好好發展，說不定真的能成為霸主，但是碰到了宋襄公這種拘泥不化又急功近利的君主，除非其他大國的君主個個都愚蠢無比，否則斷不能讓宋國稱霸於中原。我個人認為，秦穆公和宋襄公不能算是春秋霸主，特別是宋襄公。之所以這麼多的學者認可第一種說法，主要受了《春秋》和《史記》的影響。《春秋》就不用說了，那是孔老夫子寫的，在他老人家眼裡，固守仁和禮是最重要的，宋襄公在這一點上做的最出色，當然要被大書特書。相對而言，《史記》在史學界的分量就更重了，司馬遷的評價是：“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司馬遷認為，泓水之戰是宋襄公出於禮讓的原因才失敗的，所以說，司馬遷也是支援宋襄公的。不過話說回來，司馬遷畢竟也已經身處西漢武帝時期，當時統治者已經採納了董仲舒的主張，儒學的地位空前提高。司馬遷可能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也可能因為時代的侷限性，不得不這樣寫。而且司馬遷著書的一貫態度是，為尊者晦，即刻意迴護地位高的人，將他們的過失推到其他人身上，或是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來替他們掩飾。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態度是不科學的；不過從當時來看，這是合理的。其實宋襄公有點像符堅，符堅也是對敵仁義、優待俘虜——他在都城給東晉的大臣都修了家宅，預備俘虜了對方以後入住進去享受（就是因為太優待俘虜了，被俘的東晉軍官朱序才得以在淝水之戰給他搗亂）。而且符堅也是在渡河戰役裡讓著對方，結果吃了大虧。

宋國是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啟在原商國舊都商丘建立。西周建立後，周武王對於原商的貴族賞賜極為厚重，以示拉攏。西周的貴族分封。等級為公侯伯子男。宋國即被封為公爵。姜太公的齊國為侯爵。

春秋時期跟戰國時期的相比，還是講道義講文明的，宋國是中國最後的一個貴族之國，他的君主宋襄公。更是一位仁義之人，齊桓公與宋襄公交好，當時齊桓公尊王攘夷，已是霸主。在一次會盟上，齊桓公委託宋襄公照顧太子昭，齊桓公死後，齊國各公子為爭奪王位發生內亂，太子昭逃至宋國求救，宋襄公即率領衛國、曹國和邾國等四華人馬打到齊國，齊人裡應外合，擁立太子昭為齊孝公，宋襄公因此聲名鵲起。隨後宋襄公代齊在衛、邾、曹、滑等小國的擁戴下，在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在鹿地首次會合諸侯，齊國，楚國國君相聚在一起，襄公以盟主之位自居，引起齊君和楚王的不滿。隨後在跟楚國的爭霸中以致身死。在泓水之戰這場之戰後，宋國徹底淪為二流國家。

泓水之戰後，由西周開創的幾百年的禮制，古中國的道義徹底損失殆盡。甚至淪為笑話。泓水之戰詳情:

周襄王十四年十一月初一，兩軍相遇於宋國邊境的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約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駐屯於北岸，楚軍自南岸開始渡河。宋襄公不顧謀臣子魚的建議，堅持不半渡而擊，待到楚軍全部渡河後，宋襄公又堅持非要等到楚軍完成列陣之後方開始攻擊，結果慘敗，身受重傷。

泓水之戰後，楚國在中原已無阻力，在其後數年間，其勢力一度達到黃河以北，直至晉文公率領晉國崛起後，楚國的擴張方才被遏制。而宋國在此戰之後失勢，再未能在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