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今之區別，能夠透過文字審美的介入和利用還原到重疊無誤，也就沒有必要在考古了。

因此無論現代人們透過什麼手段途徑都是不可能完全還原《詩經》的本性。因為你無法克隆當時的社會現狀及作者的創作思想及背景用途。只能說我們透過研究，也來越靠近《詩經》的本性。

這個問題涉及以下二個方面：1、從文學的功能角度看，審美性和功利性的糾紛2、從中國古代文學史角度看，由《詩經》衍生出來的“詩教說”，對《詩經》本來面貌的改造問題於是，筆者針對這兩個角度，做以下內容的整理——

首先，有一點需明確：《詩》創作時代早的為周初甚或殷末，晚的為春秋中葉，前後大約有五百年。後，相傳為孔子刪詩成“詩三百”，然而，有些作品在收錄入《詩》三百之前，已經在一定範圍產生了影響。故，從《詩》創作的時間跨度、整理看，其本身就十分複雜，不能單純傾倒向任何一邊，於是進入以下探討——

《詩》中的創作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期：

1、西周前期：抒發人們生活感受的詩歌均見於《國風》，而《雅》、《頌》多為用於祭祀和其他重要儀式的詩歌，所以多按照目的寫作，或本身具有相應感情，或者純屬奉命行事。

2、西周中後期：主要是《風》、《雅》有了明顯發展，《風》的個人色彩較前期有所增加，由於動亂的環境，《雅》多了對於時政的批判性作品。當然，在藝術手法上自然更加成熟。

3、東周時期：按照西周傳統繼續發展——一類抒寫日常生活感受，一類涉及統治者。有時相互聯絡，密不可分。這部分對於《詩》的分期，筆者參考章培恆《中國文學史新著》，故不詳細複述。從上述分期看，文學的“審美”功能主要對應了《詩》抒發個人情感這條線，文學的“社會價值”功能對應了祭祀、時政。當然兩者有同時具有的地方。根據西周前期的情況，我們得出第一個結論：《詩》在變成《詩經》之前，本身就具有審美、功利性兩種屬性。簡而言之，經過篩選後的《詩經》裡，有些篇目本就是為社會用途而寫作的。根據西周中後期的特點，我們也得出第二個結論：文學的社會性，會隨著時代發展做出變化。

很顯然，文學的審美性和功利性本就是不矛盾的、並存的，《詩經》儲存的有些篇章本就是藉助“詩”這一形式來表達對於社會的看法的。

《詩》成為《詩經》是由於孔子的緣故，被奉為儒家經典，因為孔子主張提倡“禮樂治國”，《詩》作為文藝的一部分，也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修養之路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是發揮文學的“教化”功能，實現“社會價值”，本無可厚非。但是孔子以及後來的人都將《詩經》作為一部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的書，卻是掩蓋了上文提到《詩經》成書的複雜性，例如否定了《關鳩》中天真樸素的愛情，認為是后妃之德。

我們說說儒家的“詩教說”是怎麼論文學的社會作用，如下：

1、興：“感發意志”，詩歌有讓人精神心緒振奮的作用

2、觀：《詩經》多為“觀風俗之盛”、“考見得失”，側重詩歌所反映的社會政治、道德風尚狀況，以及作者的思想傾向、感情心態。

3、群：認為文學作品的“教化”，可以使得人們思想統一

4、怨：“怨刺上政”，認為文學作品在於干預現實、批評社會

從上述文藝觀點可以看出，儒家對於《詩經》基本功能實行了干預，審美性完全被壓制，這也是導致詩歌的內涵別曲解根本原因所在。

文學的基本功能是以審美為主導，是個體個性表達為核心的，才會有愛情、憤怒、悲傷等等複雜情況，社會的啟發意義是可以兼具，可一旦離開文學的基本功能，捨本逐末，追求社會道德功能，文學也會喪失自己的生命力，成為乾巴巴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