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其實是因他們的演算法類似，造就的表象趨同而已。

很多人類似的命運，與其說是因果論，倒不如說他們有類似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所以造就了類似的形勢而已。

命運只是個偽命題，表象而已！

十九世紀後期的印象畫派代表人物梵高，生前窮困潦倒，行為癲狂，至竟割下自己的左耳，並在他三十七歲那年，完成著名的向日葵後，便開槍自殺了。梵高生前僅賣出一幅自己的油畫《紅葡萄園》，但他死後，其作品竟成億萬富翁們炫耀的資本。上世紀末，梵高的作品竟拍賣出七八千萬美金的天價。畢加索曾評價梵高：“這人如不是一位瘋子, 就是我們當中最出色的。”

其實，在梵高前三百多年的中國明代，便有一位“梵高”式的人物，與梵高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此人就是開拓出明清乃至近代大寫意畫一片新天地的徐渭。

徐渭，字文長，晚年號“青藤道人”，明代山陰縣（今紹興）人。他出生百日，父親就謝世。十四年時，母親又作古，靠伯父徐淮撫養。徐渭自幼聰慧穎悟，才思敏捷，《明史·徐渭傳》說他十餘歲就能仿漢代揚雄的《解嘲》賦作《釋毀》，頗得當地名儒推許。二十歲做秀才時，名氣就很大了。

但是，徐渭天性叛逆，尤其討厭類似當今應試教育的“八股”文，八次參加科舉應試，屢試屢敗，直至四十一歲還未考中。嘉靖三十六年，入浙直總督胡宗憲幕府，輔佐胡宗憲抗禦倭寇，立下殊功。當年，總督府威勢森嚴，一般官吏在胡宗憲面前“膝語蛇行，不敢舉頭”，惟恐獲罪。徐渭卻始終戴敞烏巾，侃侃而談，旁若無人。

胡宗憲獲罪後，徐渭結束五年幕客生涯。政治迫害的恐怖，官場爭鬥的黑暗，使他的精神受到極大刺激，直至精神完全失常。梵高割除自己的左耳，徐渭則用大錐刺自己的耳部，刺進好幾寸深。還用錘子砸碎陰囊，幸虧沒有致命。梵高在麥田中開槍自殺，徐渭則在癲狂中誤殺自己續娶的妻子，身陷囹圄長達七八年。

由幕客至獄囚，生活上驟榮驟辱之顛簸，使徐渭對人生體悟尤深。出獄後，他致力創作以發洩憤世疾俗之情，精神雖已復常態，但“憤益深，佯狂益甚”，悲憤填膺，難以自遣，因而落拓不羈，縱酒狂歌。至晚年，徐渭生活相當窘迫，靠作詩文書畫以餬口，落到“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之境地。

徐渭把自己坎坷不平的經歷體現在作品中，無論詩文、雜劇、書畫，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滿著一股奇恣縱肆的激情，“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成為明代後期最傑出的文學家與藝術家。他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但真正開宗立派影響後世，成就最為傑出的卻是繪畫。梵高是十九世紀後期印象畫派代表人物，徐渭卻早於梵高三百年獨創水墨寫意畫新風，形成影響深遠的“青藤畫派”。二者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徐渭之畫借物抒情或緣物寄情，不求形似而求生韻，人物、山水、花鳥無不擅長，尤以花鳥畫見長。梵高生前唯一賣出的是《紅葡萄園》，有意思的是，徐渭的著名代表作竟是《墨葡萄圖》，人世間的很多事就是如此湊巧。這幅《墨葡萄圖》藤條錯落歷亂，枝葉離披紛雜，果實晶瑩欲滴，不質不華，猶如潑翻一硯梨花雨。上題詩一首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書生老矣，壯志未酬，只落得一個“獨立書齋嘯晚風”的淒涼結局。那畫中的棵棵“筆底明珠”，抑或正是自號“青藤道人”的徐渭那冥冥哭泣中和著血的滴滴淚珠！

徐渭的另一名作《雜花圖》，全卷作四季花果十三種，洋洋灑灑，一氣呵成。自左至右依次為滋潤的牡丹、厚實的石榴、皎潔的白蓮、高聳的梧桐、孤傲的菊花、豐碩的秋瓜、飽滿的豆莢、瘦雋的紫薇、歷亂的葡萄、淋漓的芭蕉、挺俏的梅花、清淡的水仙和蕭疏的竹條，將四季花果雜陳於一局，傾寫作者“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激情，展示出忿激奔宕的畫風。

梵高死後七八年，世人才對其頂禮膜拜；徐渭則在謝世二十年後，方受到推崇，“公安派”領軍人物袁宏道，還寫有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之後，喜歡徐渭畫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有八大山人、鄭板橋等，鄭板橋專門刻了一方“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的印章，表示對徐渭由衷的崇敬。近代國畫大師齊白石曾說：“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梵高與徐渭都是在極度的失落之中，在精神幾近癲狂之中，開創出一片繪畫新天地！也許正是有所剝奪，才有所饋贈；有所失落，才有所擁有。也許真是命運的機緣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