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魯迅所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就是中國的脊樑。明朝死諫的人多，只能說明封建制度到明朝越來越腐朽，知識分子越來越淪為皇權的附庸，成為皇帝的奴隸，當主子犯錯時，他們已不敢大膽鬥爭，只能一死明志。你看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皇帝犯了錯，士大夫就敢當面批評，即使將唾沫星子濺到皇帝臉上，皇帝也只能背後擦，這樣的社會，還需要知識分子以死明志？

一、並不能說明他們是好臣子，明朝臣好名，很好名，不能用我們現在的想法去評估，明朝臣子不怕死，恰恰相反，如果他們被皇帝殺了，就能夠名垂青史，這是他們想要的。

二、明朝的皇帝個個都是權術高手，他們也能看得出來臣下的這種想法，所以後世的皇帝想了很多辦法，既想不讓臣子死諫，又想能夠做滿足自己的想法的事情，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明朝內閣的產生，同時，也就產生了內閣中司禮監的位置。

三、明朝臣子的這種行為對於百姓來說並沒有什麼實際用處，反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黨爭，這種黨爭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明朝的加速滅亡。

四、對於社會來說是一種進步，明清皇權是抓得很緊的，但是明末其實皇權已經很鬆動了，全國大事不再是一個人說了算了，也就促使了資本主義的小小萌芽，不過後來還是被更大的皇權集中絞殺了。

明朝確實出了一大批言官，敢於在皇帝面 前直言勸諫，連被“廷杖”甚至下獄、殺頭也不怕，這種情況在歷朝歷代是少見的。但能不能說他們是一代良臣呢？我看，恐怕很難。這裡，有二種情況：

一種，以海瑞、黃道周為主要代表。他們的確是為國事擔憂，因此不顧身家安危，犯顏直諫皇帝，希望對國事有所補救。他們確確實實是忠臣，寧死也不願看到大明亡國！

但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隻看到了問題，卻拿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而皇帝不是不知道國家出了問題，需要的是治病的良藥。例如黃道周激烈批評朝廷加徵重餉，這樣做會喪失人心，好比飲鴆止渴。但是，鎮壓流寇，抵禦東虜，不能沒有錢啊。你黃道周不同意加徵，那你有什麼好辦法？你說出來啊！他卻連一條切實可行的措施也沒有，只會呱呱呱亂叫！所以，皇帝看到這些人討厭得很，背地裡罵他們是“烏鴉”！

你看到一個人身上生了一個大瘡，不知道用麼藥去治，卻總是用一根筷子去戳一下，戳一下，痛得病人要死要活的，這誰會歡喜啊？所以，張居正當政時，堅決不用海瑞，認為他沒有用，幫不了他的忙。另一個名臣高拱也說，海瑞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他不是一個會辦事的人。”

高拱歡喜什麼樣的人呢？這裡舉個例：當時南方發生了叛亂，派了好幾個將軍都沒有鎮壓下去。最後，高拱起用了一個人，同僚們大加反對：這人很貪，怎麼可以任用他？高拱說：我給他一百萬兩軍餉，就算他貪了五十萬，但他把事辦好了，也值；否則，成年累月的叛亂不停，損失何止千萬！結果，確如高拱所言：這人很有軍事才能，雖然貪了一些錢，卻真把叛亂鎮壓下去了，值！要是派海瑞去，行嗎？這不是說貪汙有理，你既清廉又能幹，當然再好不過了；但是海瑞、黃道周等人只會說出一些“大義凜然”的話，卻沒有具體解決問題的辦法，那怎麼能說 是良臣呢？高拱、張居正當政時，這樣的清官都不討喜，只把他們當作道德楷模，放在那裡當擺設。

第二種就更不象話了，不但有第一種人的毛病，而且根本就沒有半點為國之心，他們想的就是朋黨意氣之爭，打著“直言諫君”的名號，行結黨營私之實，目的就是要打到另一方重臣，自己好取而代之。這一派人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溫體仁。他一心要打倒錢龍錫，自己可以入閣拜相，不顧國家利益。本來，由於祖大壽率領關寧兵收復遵永四城，崇禎帝很高興，說：“守遼東還得靠蠻子（

指袁崇煥）”，想釋放他。溫體仁力言不可，說這次清兵打到北京城下，一定得有人負責，必須殺了袁崇煥。崇禎帝不到二十歲，放到現在還是一個毛孩子，受了盅惑，真的殺了在明末諸將中最能幹的袁崇煥，給抗清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實際上，溫體仁對袁並無仇恨，他要殺袁，無非是因為袁和錢龍錫關係密切，袁有罪，錢必受牽連，就可取而代之了。後來，他果然如願以償了。

再到後來，這批人越鬧越不象話，以致康熙在總結明亡的教訓時說：“總為言官所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