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個朝代，但是一家人，關係比西漢和東漢的關係更近。

第一個區別，有種說法“”是北宋缺將，南宋缺相”。但這種說法不全對，前半句不符合史實，後半句基本對。北宋歷史上其實也有楊家將、种師道等名將。南宋的名將更出名些，像岳飛、韓世忠等；北宋名相確實很多，像富弼、寇準、王安石、司馬光等，南宋確實沒什麼得力宰相，靖康之變後，朝廷的幾乎所有高官都被擄走，留給宋高宗幾乎沒有有經驗的治華人才，秦檜這樣的人才能有限，道德品質敗壞。

第二個區別，北宋政治環境相對寬鬆，南宋政治比較專制。

宋神宗想懲治一個大臣都不得，想殺，不行，太祖有遺命，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想刺字，不行，士可殺，不可辱。北宋朝廷相對民主。

南宋高宗怕岳飛威脅自己的統治，貴為樞密院副樞密使也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殺大臣在南宋並不少見。

原因是兩宋生存壓力不同，北宋澶淵之盟後與遼國有百年的和平，與西夏也保持和平，生存壓力不大。南宋自建立起就不斷有金人南下，有時高宗只能躲到海上，好不容易躲到臨安，又有兵變又有農民起義，所以，他要加強自己的統治。

確實，不少學者都認為，兩宋儘管是同一個王朝，但北宋與南宋的氣質有很大不同。比如劉子健先生在他的專著《中國轉向內在》中指出，“11世紀是文化在精英中傳播的時代。它開闢新的方向，開啟新的、充滿希望的道路，樂觀而生機勃發。與之相比，在12世紀，精英文化將注意力轉向鞏固自身地位和在整個社會中擴大其影響。它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懷舊和內省，態度溫和，語氣審慎，有時甚至是悲觀。一句話，北宋的特徵是外向的，而南宋卻在本質上趨向於內斂。”

趙冬梅女士似乎也持差不多的意見。這不奇怪，因為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一書就是趙老師翻譯的，她顯然受了劉的影響。我曾經也贊成劉先生的看法，寫過一篇關於《中國轉向內在》的書評，發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但現在我覺得劉先生的看法是偏頗的，大概是將理學當成了南宋文化氣質的全部。其實我們知道，理學在南宋的影響力並不大，不要說它一度被朝廷列為偽學、禁止傳播，在民間，也有浙東學派等其他學派跟理學爭鳴。從制度的角度來看，賤民制度在南宋瓦解，海外貿易在南宋進一步發展，很難說“南宋卻在本質上趨向於內斂”。

北宋、南宋一脈相承，皇族都是趙氏子孫當政。那麼兩宋有何區別呢？

這是北宋版圖，。公元960年，太祖趙匡胤建國，定都於開封。它北面最大的威脅是契丹人建立的遼國。

這是南宋版圖，看著比北宋要小不少。北宋末代皇帝宋欽宗趙桓的弟弟趙構，1127年南逃後定都於臨安。它最大的威脅換成了女真人建立的金國。遼國被滅，餘部建立西遼帝國，基本退出中國史。

兩宋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於，北宋一直謀求向北發展，試圖奪回幽雲地區，消滅西夏割據政權，因而常年與北方的遼、西夏及羌人作戰；南宋則基本放棄北伐，轉而向南，即海上進行貿易擴張，其經貿範圍達到阿拉伯半島。

就人文領域而言，北宋的確要比南宋更外向更包容，它的文化多樣性也比南宋更豐富，在潛意識裡它是以中原大國自居，它要恢復漢唐時的疆域，因此它更具有攻擊性和進取心。即使澶淵之盟宋遼罷兵後，北宋在西夏方向上卻一直保持進攻姿態；南宋則略顯內斂，在事實上已經承認了金國的宗主地位，雖偏安一隅卻心甘情願，對於北方故土僅僅停留在口舌之爭，全部精力都放在內部管理和向南發展。

南宋與北宋的劃分是按照首都遷移劃分的。

宋朝是由趙匡胤發跡於宋州，黃袍加身以後欽定的國號。起初，宋朝定都汴梁，又稱東京（位於今河南開封）。

靖康之變時，金朝軍隊攻陷東京，並擄獲宋徽宗、宋欽宗及宋朝宗室數萬人北上。是年公元1127年，北宋亡。

當年五月初一，宋徽宗九子康王趙構在應天（位於今河南商丘）登基稱帝，但由於此時東京已被佔領，趙構不得已南遷國都至臨安府（位於今浙江杭州），是為南宋。而趙構亦被稱為宋高宗，是南宋的第一代皇帝。

除了首都的變化，南宋與北宋的國土變化也非常大。北宋時期，宋朝佔領今河北、山東、河南、陝西等部分領土，但到了趙構登基之後，宋朝的國土僅限於淮河大散關一帶，已經完全喪失了河北、山東、河南的控制權。國境最北部大體上位於今天安徽、江蘇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