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官職及其貧困根源一、 曾國藩的官職問題

曾國藩（1811-1872），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他創立湘軍，平定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的發起者之一，晚清“四大名臣”之首，近代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

曾國藩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代，期間並不太平，隨著時間的發展和天平天國運動的推演，曾國藩的職位也存有變數，具體而言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太平天國運動前期，從道十三年（1833）到道光二十九年（1850），先是中秀才，舉人，進士，翰林院侍講、侍讀，後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後升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

第二階段：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咸豐元年（1851）到同治三年（1864），曾國藩以二品在籍的兵部侍郎的身份，奉旨在家鄉辦團練，創立湘軍，成為湘軍統帥。攻克武昌之後或代理湖北巡撫之職，但因過謙加之咸豐的輕漢政策，任命八天被收回任命。攻克安慶之後，慈溪上臺，獲任兩江總督。

第三階段：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同治七年（1868）到同治十一年（1872），剿滅太平天國運動，曾國藩立功甚大，被加賞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後又被任命為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逝世後追贈太傅，諡號文正。

曾國藩出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的一個普通耕讀家庭，但是屬於小地主階級，在祖父和父親的支援以及自己的努力堅持之下，仕途之路比較順利（上文可見）。眾所周知，曾國藩官做得很大，以致做到兩江總督（管理安徽、江蘇、江西三個省份），甚至做到直隸總督等。按道理說升官發財，曾國藩仕途之後的家境應該是比較富裕的，但是曾國藩在衣食住行上特別清貧和節儉，超乎人們的理解和想象。關於曾國藩的經濟狀況的研究，張宏傑教授的著作《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做的最為精準。曾國藩家境關於他的經濟狀況也是可以分為京官時期和地方官時期。

據張宏傑教授考證，清代時期，官員的俸祿是非常低的，曾國藩在做京官時期，不僅不能給家裡以補貼，因為他當時每年的俸祿大概是129兩白銀，但是在京都的衣食住行（官員需要相應的衣服、住址、車轎、僕從等）每年大概需要花費600多兩白銀，這樣的話，每年還得賠本大概400多兩白銀，之所以能夠在北京紮下腳跟（有的人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即使考上京官也因為家裡太窮無法上任），是因為自己在來京之前自己籌的1500兩銀子。當然，京官也可以帶來很多的灰色收入，但是因為曾國藩受傳統儒學的影響很大，在三十歲的時候立志做聖人，因此，灰色收入基本上便不再曾國藩的收入範圍之內。

在做地方官時期，雖然官做得很大，但是據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介紹以及外籍人士戈登印證的情況，他們都說曾國藩衣服很舊而且又皺又髒，而且對家人要求很嚴格，甚至給自己的妻子家眷列了一張“功課表”。當然他也有一些汙濁的一面，但是即使自己有灰色收入（不超過規定的18萬兩，只有3萬兩），也是將這些灰色收入用之於公，公私分明（骨子裡是清官，表面上並未教條如海瑞，因為這樣很難辦成大事），並不把這些灰色收入留給家用，家用只是用皇帝給的正常的俸祿。

總之，無論是在京官時期，還是在地方官時期，曾國藩的家境並不算富裕，反而很清貧。這可能與曾國藩的人生志向有關，他不僅對自己的生活上要求節儉，對自己的弟弟、兒子、妻子等都是在家書中一再強調節儉的重要性（可參閱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做過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太子少保、軍機處大學士，位極人臣；曾國藩是一個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深刻的政治家，忠君愛國，艱苦樸素，善於用人，比如說李鴻章，比如說開創了洋務運動先河的很多人，都是曾國藩捐錢讓其到國外去，甚至建設江南造船局。

曾國藩生活樸素，而不是窮！他潔身自好，嚴於律己，甚至對子女都以嚴格著稱於世，《家書》至今為人傳誦。

曾國藩是毛主席最為敬佩的人，很多品格值得我們後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