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在宋高宗問“天下何時太平”時，曾說過一句名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這話說得大氣凜然。確實，中國儒家很早就提倡“文死諫，武死戰”，與岳飛的話異曲同工。所以，歷代文臣在修身上強調淡泊名利，在忠君報國上常常犯顏直諫。文臣冒死建言，歷代以來不乏其人，尤其在宋朝，這種不畏生死、犯顏直諫的文臣層出不窮，成為了歷代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風景。

比如說宋太祖趙匡胤。有一次，一個大臣有事求見他，他正在御花園玩用彈弓彈麻雀，聽說大臣天津市見，很不情願地見了，結果發現沒什麼要事，就有些怒氣，說大臣尋常小事打擾自己玩樂，大臣卻說，再小的公務都比彈麻雀重要，趙匡胤見對方頂嘴，大怒，隨後抄起一把手邊的禮器柱斧，用斧柄打落了大臣兩顆牙齒，大臣沒有叫痛，反而把牙齒收起來，趙匡胤說，你收牙齒難道要告我？大臣說，我雖不能告陛下，但今後會有史官把此事記入史冊的。趙匡胤聽後，突然消了怒氣，客氣地賞賜給了大臣許多東西。

宋仁宗的時候，文彥博任宰相。當時，狄青是樞密使，掌握兵權，因為狄青是武將，宋朝由於怕武將奪權，一般不會將最高兵權掌握者樞密使授給武將，但宋仁宗因為狄青功勞大，就讓他當了樞密使，文彥博非常反對，多次做宋仁宗的工作，讓他罷去狄青的樞密使一職，後來勸多了，宋仁宗就對文彥博說：“狄青是忠臣。”意思是，狄青雖然是武將，但他一片忠心，不會做對不起朝廷的事。

文彥博見多次勸說，宋仁宗還是執迷不悟，便直截了當地質問宋仁宗：“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意思是，我們的開國皇帝宋太祖難道不是後周世宗柴榮的忠臣？但他作為武將，照樣奪取了柴榮的天下。這說得多麼露骨，如同揭了宋太祖的老底，敢在皇帝面前揭他先祖的老底，也只有宋朝有這樣敢說的大臣。宋仁宗聽後，不但沒責怪文彥博，反而聽從了他的意見，免去了狄青的樞密使一職。

在宋朝，敢向皇帝叫板的大臣還有很多，如包拯，因為宋仁宗要授予妃嬪的伯父高官，在朝堂上當面和皇帝爭得面紅耳赤，激動得口水都濺到了皇帝的臉上，讓宋仁宗很沒面子，但包拯卻爭贏了；宋真宗要封自己最寵愛的妃子劉氏為皇后，安排翰林學士楊億起草詔書，楊億卻以劉妃出身不高、道德不夠為由，公開拒絕起草封后詔書，結果讓宋真宗的封后一事不得不暫時擱置。

那麼，為什麼北宋有許多文官不畏生死、敢犯顏直諫。這是因為宋朝宋太祖建國之初立了一個“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的祖訓，所以，宋朝許多大臣批評朝政，批評皇帝，常常直言不諱，因為他們知道，即便說錯了、說過了，最多也只是降職貶官，皇帝是不會殺大臣的。

不是文官不畏生死，而是北宋有不殺文官的傳統。

據說大宋開國後，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中秘密立一塊石碑，稱為“誓碑”，其中有三條誓文：其一是對後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便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其三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並立下規矩，以後皇帝即位時，必須到太廟恭讀誓詞，這便有了宋代不殺文官的傳統。

北宋時期計程車大夫的幸福感要遠遠高過其他朝代，似乎野蠻殘暴的政治已永久成為過去，他們邁步走進一個更高的文明階段。北宋程頤在羅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

在北宋後期，新舊黨爭白熱化，新黨磨刀霍霍，四處出擊，甚至屢興大獄。新黨領袖章惇主張將已經去世的舊黨領袖司馬光、呂公望兩人開棺暴屍，又要把被流放的元祐諸君子斬盡殺絕，從肉體上消滅政敵。然而，這些殘暴的攻擊手段，最後都被宋哲宗否決了。宋哲宗雖不算是英明過人的皇帝，仍然堅守太祖皇帝的遺訓：“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正是這個指示，才把迫害舊黨的行動約束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在這樣一種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宋代的文官比較敢犯顏直諫，不是不怕死，而是基本上不會死。因為進諫而被殺的人是非常少的，在兩宋之交時有過，宋高宗殺了上書的太學生陳東及名士歐陽澈。這也只能算特例，並非普遍現象。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在位時，即便有過蔡京、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這樣的權臣，也沒有大開殺戒。對付政敵頂多就是流放，或者製造奸黨名冊，把奸黨姓黨刻在石碑上，算是釘在恥辱柱上。真正從肉體上消滅敢於進諫的官員，這種情況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