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問過一個問題，中國作為火藥的發源地，為什麼沒能像西方一樣，從冷兵器時代自發進入熱兵器時代，而是一直卡在冷熱兵器混用時代，始終點不開“排隊槍斃”時代的科技點。
有人把這個科技落後的鍋，扣在了清朝統治者頭上，曾經有個命題很有名，就是假如清朝沒有取代明朝，那麼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他們給出的論據很多，主要包括明朝統治者注重火器發展，軍隊中的火器裝備率很高，而清代統治者“弓馬得天下”，壓制火器發展，很多人還舉出明末清初的火器發明家戴梓的例子，證明中國當時已經可以製造“自來火槍”（燧發槍）。
火繩槍、中醫和李約瑟難題
戴梓發明的連珠火銃（圖片來自百度）
且不說最終的結論，針對上述的論據，就有很多不妥之處。首先，清朝的統治者並沒有像某些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完全壓制火器，相反，如果僅僅縱向對比明清兩代，清代的火器顯然是要優於明代的。在清代初年，就已經淘汰了落後的火門槍（三眼銃之類），全部換裝了鳥槍（火繩槍），在鴉片戰爭前基本可以達到冷熱兵器1:1的裝備率。但橫向與同時期的西方國家對比，則完全落後於西方的燧發槍。
火繩槍（上）與燧發槍（下）
當時的清王朝也不是不知道燧發槍的存在，至少在對準噶爾和對緬甸的戰爭中，是見識過燧發槍的威力並且繳獲過燧發槍的。之所以不能夠列裝，除去人們常說的官方管制、周邊軍事壓力小等原因，這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傳統的工匠技藝，火繩槍是裝備的極限。武器裝備不同於工藝品，其最大的特點，就是需求量大，且戰爭爆發後消耗大，因此量產的需求往往高於對做工精良的需求。儘管有如戴梓之流的能工巧匠可以造出精良的連珠火銃，但一旦戴梓被流放，這種手藝就會陷入一種“失傳”的尷尬地步。中國的傳統手藝儘管有巧奪天工之處，但缺乏標準化，精確設計和計算，物件的好壞依賴於師傅的個人發揮，且關於製作方法、圖紙、配方等內容，往往也含混不清。在鴉片戰爭中，不同地區造出的火炮質量完全不同。針對火繩槍這種十五世紀的發明，民間的工匠往往還能應付，但燧發槍這種機械精密度高於火繩槍的槍械，能夠製造合格產品的卻寥寥無幾。
這種現象讓我們不禁想到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只在西方發生了？本文比較認同兩個觀點，第一就是經常被提到的，西方在新航路開闢後，打破了社會內卷化的魔咒，科學的發展有了充足的動力，這點這裡不多做解釋，相關的內容很多；第二點，就是東西方在文明發展之初，其走上了不同的哲學道路，這表現為東西方在解釋自然規律的時候，採用了不同的模型體系。西方由表及裡，利用精細化的數學模型作為研究一切自然的基礎，而東方則採用模糊化的方式解釋，這使得在很多問題上只能陷入經驗主義。而經驗主義的一大問題，就是人才培養的問題，因為經驗的積累需要漫長的時間，且每個人對經驗的理解又不盡相同，因此帶來了一個無法量產的問題。其表象為精美器物僅能在一地生產、傳統的中餐難以連鎖化、以及優秀的中醫總是很少等。
而無法量產、工業化的技藝，永遠只能滿足一個社會上少部分人需求，自然也無法擴大市場、降低成本從而擴大再生產。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不僅僅侷限於產品的量產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和大市場，還包括工業化教育取代私塾式精英教育帶來大量優質勞動力，以及其附帶的文化傳播和民族意識的普及化。
這裡不得不提最近被熱議的中醫問題，中醫對疾病的治療作用，是無可爭辯的。但前文所說的傳統技藝的不足之處，同樣也存在於傳統中醫上。作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醫學，其特點註定優秀中醫無法做到工業化量產而滿足全民的需求。但人體、自然等複雜巨系統，不同於槍械等機械系統，採用模糊化的經驗主義，往往能有奇效。因此貶低中醫、甚至廢除中醫更是大為不妥的。其實中醫的發展，可以參考近年來中餐的發展，一方面有傳承下的技藝精湛的國宴大廚，另一方面還有在借鑑了西方的管理和生產模式後，能夠標準化、批次化生產的連鎖餐飲。同樣，中醫也可以一方面保留傳統的技藝，培養少量的大師；另一方面對中醫進行現代化，篩選出應用面廣的方劑，進行標準化，並研究量產的方法，作為現代醫學體系的有效補充。
曾經有人問過一個問題，中國作為火藥的發源地，為什麼沒能像西方一樣，從冷兵器時代自發進入熱兵器時代，而是一直卡在冷熱兵器混用時代，始終點不開“排隊槍斃”時代的科技點。
有人把這個科技落後的鍋，扣在了清朝統治者頭上，曾經有個命題很有名，就是假如清朝沒有取代明朝，那麼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他們給出的論據很多，主要包括明朝統治者注重火器發展，軍隊中的火器裝備率很高，而清代統治者“弓馬得天下”，壓制火器發展，很多人還舉出明末清初的火器發明家戴梓的例子，證明中國當時已經可以製造“自來火槍”（燧發槍）。
火繩槍、中醫和李約瑟難題
戴梓發明的連珠火銃（圖片來自百度）
且不說最終的結論，針對上述的論據，就有很多不妥之處。首先，清朝的統治者並沒有像某些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完全壓制火器，相反，如果僅僅縱向對比明清兩代，清代的火器顯然是要優於明代的。在清代初年，就已經淘汰了落後的火門槍（三眼銃之類），全部換裝了鳥槍（火繩槍），在鴉片戰爭前基本可以達到冷熱兵器1:1的裝備率。但橫向與同時期的西方國家對比，則完全落後於西方的燧發槍。
火繩槍、中醫和李約瑟難題
火繩槍、中醫和李約瑟難題
火繩槍（上）與燧發槍（下）
當時的清王朝也不是不知道燧發槍的存在，至少在對準噶爾和對緬甸的戰爭中，是見識過燧發槍的威力並且繳獲過燧發槍的。之所以不能夠列裝，除去人們常說的官方管制、周邊軍事壓力小等原因，這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傳統的工匠技藝，火繩槍是裝備的極限。武器裝備不同於工藝品，其最大的特點，就是需求量大，且戰爭爆發後消耗大，因此量產的需求往往高於對做工精良的需求。儘管有如戴梓之流的能工巧匠可以造出精良的連珠火銃，但一旦戴梓被流放，這種手藝就會陷入一種“失傳”的尷尬地步。中國的傳統手藝儘管有巧奪天工之處，但缺乏標準化，精確設計和計算，物件的好壞依賴於師傅的個人發揮，且關於製作方法、圖紙、配方等內容，往往也含混不清。在鴉片戰爭中，不同地區造出的火炮質量完全不同。針對火繩槍這種十五世紀的發明，民間的工匠往往還能應付，但燧發槍這種機械精密度高於火繩槍的槍械，能夠製造合格產品的卻寥寥無幾。
這種現象讓我們不禁想到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只在西方發生了？本文比較認同兩個觀點，第一就是經常被提到的，西方在新航路開闢後，打破了社會內卷化的魔咒，科學的發展有了充足的動力，這點這裡不多做解釋，相關的內容很多；第二點，就是東西方在文明發展之初，其走上了不同的哲學道路，這表現為東西方在解釋自然規律的時候，採用了不同的模型體系。西方由表及裡，利用精細化的數學模型作為研究一切自然的基礎，而東方則採用模糊化的方式解釋，這使得在很多問題上只能陷入經驗主義。而經驗主義的一大問題，就是人才培養的問題，因為經驗的積累需要漫長的時間，且每個人對經驗的理解又不盡相同，因此帶來了一個無法量產的問題。其表象為精美器物僅能在一地生產、傳統的中餐難以連鎖化、以及優秀的中醫總是很少等。
而無法量產、工業化的技藝，永遠只能滿足一個社會上少部分人需求，自然也無法擴大市場、降低成本從而擴大再生產。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不僅僅侷限於產品的量產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和大市場，還包括工業化教育取代私塾式精英教育帶來大量優質勞動力，以及其附帶的文化傳播和民族意識的普及化。
這裡不得不提最近被熱議的中醫問題，中醫對疾病的治療作用，是無可爭辯的。但前文所說的傳統技藝的不足之處，同樣也存在於傳統中醫上。作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醫學，其特點註定優秀中醫無法做到工業化量產而滿足全民的需求。但人體、自然等複雜巨系統，不同於槍械等機械系統，採用模糊化的經驗主義，往往能有奇效。因此貶低中醫、甚至廢除中醫更是大為不妥的。其實中醫的發展，可以參考近年來中餐的發展，一方面有傳承下的技藝精湛的國宴大廚，另一方面還有在借鑑了西方的管理和生產模式後，能夠標準化、批次化生產的連鎖餐飲。同樣，中醫也可以一方面保留傳統的技藝，培養少量的大師；另一方面對中醫進行現代化，篩選出應用面廣的方劑，進行標準化，並研究量產的方法，作為現代醫學體系的有效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