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所謂八旗戰鬥力強悍

八旗戰鬥力強悍那都是一百多年前清軍入關時候的事了。清軍一入關，八旗子弟都被國家當作功臣養了起來，吃喝玩樂所有費用都由國家報銷，孩子一出生什麼都不用幹都有俸祿有官職，從此再也不用玩命打仗，連訓練都成問題。

可想而知，說八旗戰鬥力強悍，乾隆自己都不信。實際上，早在康熙朝早期三藩之亂時，就已經暴露出八旗戰鬥素質嚴重下降。最先被派往戰場的八旗兵與叛軍一接觸即全線潰散，以至於後來直接不敢出戰。康熙死馬當活馬醫，把本來沒有作戰任務的、以明朝降兵和漢人為主的綠營派往戰場，沒想到效果奇佳，一舉剿滅了叛軍。

到了乾隆朝八旗戰鬥力更加完蛋了，乾隆閱兵的時候，八旗是何表現呢？史書記載“上馬人墮馬，射箭箭墜地”。騎兵為主的八旗軍上馬之後嚇得抱著馬脖子不撒手，更別說騎射了。射箭那更是還沒到箭靶呢，箭就掉到三米開外的地上去了。八旗戰鬥力下滑之嚴重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攻打越南時值乾隆五十三年，此時的乾隆早已不是早年勵精圖治的那個年輕英明的皇帝，在和珅和其他大臣的整日吹捧之下，乾隆開始貪圖享受，沉迷於大臣們給他的進貢。而且為了更好的給皇帝斂財，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建議將“議罪銀”制度化。

議罪銀簡單來說，就是犯了錯不怕，給皇帝一筆錢就可以免責。目的是為了懲戒犯錯的官員，罰一筆錢讓他們長記性以後別再犯錯，也顯示皇帝的寬容，允許官員們有改過自新的機會。議罪銀設立的初衷並沒有想過把它制度化為一項財源。

議罪銀製度化後，官員們迅速從這個制度中看到了賄賂皇帝的機會。因為議罪銀並非國家制定，國家制定的懲戒制度是“罰奉”，故而就可以不經吏部戶部，直接進入皇帝的小金庫。以前給皇帝送錢都沒機會，現在終於有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哪能放過。各個地方大員別說犯了錯，就是沒錯也得找點錯，爭先恐後交議罪銀。最著名的就是河南巡撫何裕城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硃批奏摺上，因此“惶惶不可終日”，自請治罪罰銀三萬兩。乾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說不用那麼多，寬免兩萬，交一萬就夠了。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製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看起來似乎於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的官員，真是一舉多得。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以錢代罪，無疑會使繳了議罪銀的官員更加有肆無恐，加劇了清朝官吏的腐化。

錄取官員變相的以斂財能力為標準，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員整體素質下降。

為了撈回議罪銀的花費，官員們會變本加厲的加劇底層百姓負擔，造成社會動盪。

以錢代罪，有罪不究，律法變得形同虛設，加速了清王朝的衰弱。

在乾隆沉迷享樂的帶領下，全國官員貪汙腐化，百姓苦不堪言，震驚全國的貪汙大案頻頻發生，全部都是系統性腐敗。所謂國力強盛也就是國家體量大經得起折騰吧。

在此背景下，軍隊不僅軍備鬆弛疏於操練，而且吃空餉嚴重。清乾隆皇帝曾一度核查雲南綠營駐軍糧餉情況，結果發現綠營上下吃空餉早已是不成文的規矩，如開化鎮額定駐軍應該有一百八十五人，但實際兵丁數僅七十一人，有一百一十四人是在吃空餉，有營官甚至將自己不滿十歲的親屬編入冊籍支領錢糧。由此可見，此時不僅八旗不堪大用，國內所有軍隊都已經在官僚貪汙腐敗的影響之下戰鬥力大減。

至於嘉慶、道光之後，清代各地八旗、綠營駐軍“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錢糧，專事肥己”，而且還出現了軍隊裡的空餉名額不僅可花錢賄買，還可以父子相傳。彼時有一個說法叫“蔭德”，指先輩遺下的德澤，與其相應，吃空餉則美其名曰“蔭糧”。這猶如將一項弊政包上了合法的外衣。

軍隊與執政者，就此沉入一場“甜蜜”的騙局。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1838年，禁菸派官員黃爵滋在奏摺中說，“糧多冒領，則有餉無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愛仁則向皇帝奏稱，京師“步軍營額設甲兵共兩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可見吃空餉現象之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