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是咸豐的第六個兒子，在洋務運動時期，他是在中央的主力，提倡辦洋務，學習西方列強，一些保守者就叫他“鬼子六”

咸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籌夷務全域性酌擬章程六條折》。在這道摺子裡，奕訢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他認為對大清而言，英、俄等列強只是肢體之患，太平天國和捻軍才是心腹大患，因此不應一味排斥列強，而應該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用信義籠絡各國列強，以達到借師助剿的目的。

在開明派看來，這是明智之舉，在保守派看來，這是媚外之策，在掌握權柄的咸豐看來，這是可以接受的權宜之計，二比一，奕訢的觀點和建議最終得到透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奕訢由此成為跟各國洋鬼子打交道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把手。

在保守派心中，凡是獻媚於洋鬼子的華人，他們習慣於稱之為“二鬼子”，但因為當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要還是為滅太平天國、捻軍服務的，所以那時暗地裡稱呼奕訢為“二鬼子”的還不多。

奕訢“鬼子六”的綽號被叫響，是在1866年之後，主要是因為“同文館”的成立。

當時的奕訢剛剛經歷慈禧對他第一輪打擊，失去了“議政王”的頭銜，在朝中的權勢沒有辛酉政變剛成功那幾年顯赫，否則也沒人敢拿他開涮。

說到“同文館”，有必要先來簡單介紹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師夷長技“的大本營有四項主要職能——通商、交涉、關稅和學習外國。通商和交涉由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負責，關稅由下屬的總稅務司負責，學習外國則由同文館推行。

在腐朽不堪的晚清，就更是如此了，那時候不是爭論大，而是反對的聲音特別強烈。

因為反對和牴觸，奕訢主張成立的同文館，在很長一段時間其實是形同虛設的。舉個例子，一個教俄文的滿族老師入館混了一年多，後來才被人發現他根本不通俄文。

天知道他每天站在講臺上講的是哪國鳥語。

但真正引起巨大的反對和質疑，還是在同文館內開設”天文算學館“之後。

之所以要成立”天文算學館“，那是因為當時的洋務派有這樣一個觀點，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

學鳥語居然發展到了學洋人淫技，保守派很憤怒，他們跳出來給奕訢的舉措扣了頂大帽子：師從夷人，動搖國本；變夏於夷，有亡國之患。

為了反對同文館以及天文算學館，保守派提出了各種奇葩理由，有的說近年來的久旱不雨就是因為開設算學館惹怒了老天；有的則說同文館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監獄獄名。

奕訢被叫成”鬼子六“也是這巨大反對、質疑聲的一部分。

為什麼叫他鬼子六而是鬼子五，鬼子七之類的？很簡單，奕訢排行老六，是道光第六子。

另一點更有趣。

恭親王奕訢在朝野的口碑是很好的，按說一個帶著汙衊意味的綽號在他身上不應該經久不衰，可為什麼他這”鬼子六“的綽號到最後又成了深入人心的別稱了呢？

不僅保守派汙衊他時這麼說，就連洋務派、洋人讚賞他時也這麼稱呼他。

這是因為”鬼子六“這個綽號在奕訢身上發生了神奇的由貶變褒。

無論是華人看華人，還是外華人看華人，當一個人特精明，手段特老練的時候，人們習慣說這個人很”鬼“，奕訢正是這樣的人，而且他的”鬼“還格外地讓人欣賞，讓人佩服。

因為這一點後來居上，而且成了共識，所以他”鬼子六“的綽號慢慢地就有了些”鬼谷子“的味道。

對奕訢精明的評價，有一段很經典很傳神，最能體現他“鬼子六”的風采——

恭親王是精通東方外交藝術的老手。他總是將外交對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認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體的問題上。他既高傲又謙和，既粗魯又文雅，坦率而有節制，有時辦事迅速有時拖拉磨蹭，顯得既有心計又脾氣暴躁······所有這些特點都根據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變化隨時轉換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訣在於他能夠事先判斷出需要妥協的時機。他不斷轉換面具並不說明他是個優柔寡斷之徒。隱藏在眾多面具之後的恭親王在認真琢磨著對手，判斷對方的意圖政策，再決定自己的對策。在最後時刻來臨之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投降的跡象，顯得積極對付，毫不屈服。正當他的對手集中全力要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對手會發現恭親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滿臉微笑的謙卑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