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明代詩歌有著如此巨大的創作群體和如此多的詩歌數量，但是質量始終上不去呢，接下來我們就從幾個方面來闡述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都知道，從明朝開始，中國的科舉制度演變出一套完整程式化寫作方法，也就是說明朝開始大範圍用八股文這種寫作方式。可以說這種八股文寫作對詩歌的創作是一個巨大的禁錮，因為明朝科舉取士考的不是詩賦，而是解經策論也就是八股文寫作。
我們都知道教育方式對一個社會 的文學風格的養成是有著巨大影響的，如果我們考試的內容是經義而不是詩歌，那麼社會上的教育自然就會偏向經義，而不是偏向詩歌。就拿我們現在的高考來說，高考考的東西就是我們教育的風向標，那麼在這種條件下，教授詩歌的老師非常少，從小學習詩歌的學生也非常少，因為大家都指望著透過科舉能夠獲得前進的這麼一個機會，誰還有精力去學習詩歌呢。明代學者徐獻忠就說:“我朝取士,罷黜詞賦,不以列於學官,學官弟子鮮從所習業。聞習之,亦無所師承,各以其資所近者為家。”
沒有老師的指導。他們就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學習詩歌，但是他們自己的想法卻又是十分淺顯的，只停留在簡單的聲律和用詞方面，並沒有掌握唐詩的精髓，所以他們往往流於模仿，並沒有抓住本質。啟功先生曾有《論詩絕句》,其一曰:“唐以前詩次第長,三唐氣壯脫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憑仿。”就算想學詩歌，大部分也都是中了進士以後才有精力去學習，但是由於沒有小時候的家學積累，要想寫出高水平的詩歌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可見明朝的科舉制對於明朝詩歌的發展還是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的。
其次，明朝缺乏唐朝那樣的文化生態，明朝上繼元朝，民生凋敝，在社會文化方面都處於亟待恢復的這樣一個狀況，這一點是與盛唐的盛世氣象有很大出入的。我們能明顯看出來明朝詩歌有一種暮氣，非常的沉悶，沒有了唐詩的靈性，這是與當時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的。唐詩中融匯了唐朝的盛世氣象文化風格以及士人的精神，可以說唐詩就是由這多種因素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缺少一個都不能成功，而明朝詩歌只是簡單的模仿了唐詩的格律音調以及詞章這些外在的東西，它並不能觸及唐詩的本質，所以它不可能創作出來像唐朝那樣璀璨的詩歌。
在這種文化生態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明朝的政治環境， 當時的統治者重視的是如何發展經學和普及經學的這種教育以鞏固他們的統治，所以從整個明朝來看，統治者提倡和重視的都是經學學術的研究。所以失去了官方關注的詩歌，自然缺少了很多的生長空間，也沒有一個立足於文壇的一個陣地，在先天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又使詩歌的生長環境變得非常的艱難。
另外呢，明代後期的黨爭也是非常的嚴重，這其中就促使了文字獄的形成。可以說文字獄也是大大抑制了士大夫們作詩的積極性，使得這一部分群體不敢去作詩，更別說進行詩歌的創新了。其實,在洪武、永樂後的明史中,文獄並不凸顯,真正貫穿有明三百年的政治弊病乃是黨爭,自胡惟庸之奸黨、藍玉之逆黨起,成化時有萬安的“南黨”、劉翊的“北黨”,明末有閹黨和東林及齊、昆、浙、宣諸黨,不少文士都喪命於此,如明初詩人孫賁、黃肅等,而高啟等江南文士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明初南北之爭的犧牲品。
最後我們來說一說明代的文學，我不知道片面地把它理解成明代的通俗小說是不是會有問題，但是現在姑且得從這個角度來進行解釋。我們都知道元朝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有九儒十丐這麼一說，當時的文人群體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他們也沒有條件，也沒有意願去創作詩歌之中高雅的作品。在元朝高壓政治的這種打壓下，通俗化的文學已經成為了比較主流的趨勢，也就是說小說是符合市民階級的文學趣味的作品。當然小說的興起還是要追溯到經濟層面的原因上來，明朝中期以後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說明當時的市民階層已經成長起來了，所以他們勢必要確立一種代表他們文學趣味的文學樣式，所以小說也算是順著歷史潮流而生長起來的。
這也是為什麼明朝的精英文學家要倡導復古的原因，他們認為這種新的通俗化審美趣味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他們提倡要學習唐詩，你要重新創造之中高雅的詩歌文學，但是哪正是因為小說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擠壓了明朝詩歌的生存空間。
那麼為什麼明代詩歌有著如此巨大的創作群體和如此多的詩歌數量，但是質量始終上不去呢，接下來我們就從幾個方面來闡述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都知道，從明朝開始，中國的科舉制度演變出一套完整程式化寫作方法，也就是說明朝開始大範圍用八股文這種寫作方式。可以說這種八股文寫作對詩歌的創作是一個巨大的禁錮，因為明朝科舉取士考的不是詩賦，而是解經策論也就是八股文寫作。
我們都知道教育方式對一個社會 的文學風格的養成是有著巨大影響的，如果我們考試的內容是經義而不是詩歌，那麼社會上的教育自然就會偏向經義，而不是偏向詩歌。就拿我們現在的高考來說，高考考的東西就是我們教育的風向標，那麼在這種條件下，教授詩歌的老師非常少，從小學習詩歌的學生也非常少，因為大家都指望著透過科舉能夠獲得前進的這麼一個機會，誰還有精力去學習詩歌呢。明代學者徐獻忠就說:“我朝取士,罷黜詞賦,不以列於學官,學官弟子鮮從所習業。聞習之,亦無所師承,各以其資所近者為家。”
沒有老師的指導。他們就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學習詩歌，但是他們自己的想法卻又是十分淺顯的，只停留在簡單的聲律和用詞方面，並沒有掌握唐詩的精髓，所以他們往往流於模仿，並沒有抓住本質。啟功先生曾有《論詩絕句》,其一曰:“唐以前詩次第長,三唐氣壯脫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憑仿。”就算想學詩歌，大部分也都是中了進士以後才有精力去學習，但是由於沒有小時候的家學積累，要想寫出高水平的詩歌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可見明朝的科舉制對於明朝詩歌的發展還是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的。
其次，明朝缺乏唐朝那樣的文化生態，明朝上繼元朝，民生凋敝，在社會文化方面都處於亟待恢復的這樣一個狀況，這一點是與盛唐的盛世氣象有很大出入的。我們能明顯看出來明朝詩歌有一種暮氣，非常的沉悶，沒有了唐詩的靈性，這是與當時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的。唐詩中融匯了唐朝的盛世氣象文化風格以及士人的精神，可以說唐詩就是由這多種因素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缺少一個都不能成功，而明朝詩歌只是簡單的模仿了唐詩的格律音調以及詞章這些外在的東西，它並不能觸及唐詩的本質，所以它不可能創作出來像唐朝那樣璀璨的詩歌。
在這種文化生態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明朝的政治環境， 當時的統治者重視的是如何發展經學和普及經學的這種教育以鞏固他們的統治，所以從整個明朝來看，統治者提倡和重視的都是經學學術的研究。所以失去了官方關注的詩歌，自然缺少了很多的生長空間，也沒有一個立足於文壇的一個陣地，在先天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又使詩歌的生長環境變得非常的艱難。
另外呢，明代後期的黨爭也是非常的嚴重，這其中就促使了文字獄的形成。可以說文字獄也是大大抑制了士大夫們作詩的積極性，使得這一部分群體不敢去作詩，更別說進行詩歌的創新了。其實,在洪武、永樂後的明史中,文獄並不凸顯,真正貫穿有明三百年的政治弊病乃是黨爭,自胡惟庸之奸黨、藍玉之逆黨起,成化時有萬安的“南黨”、劉翊的“北黨”,明末有閹黨和東林及齊、昆、浙、宣諸黨,不少文士都喪命於此,如明初詩人孫賁、黃肅等,而高啟等江南文士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明初南北之爭的犧牲品。
最後我們來說一說明代的文學，我不知道片面地把它理解成明代的通俗小說是不是會有問題，但是現在姑且得從這個角度來進行解釋。我們都知道元朝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有九儒十丐這麼一說，當時的文人群體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他們也沒有條件，也沒有意願去創作詩歌之中高雅的作品。在元朝高壓政治的這種打壓下，通俗化的文學已經成為了比較主流的趨勢，也就是說小說是符合市民階級的文學趣味的作品。當然小說的興起還是要追溯到經濟層面的原因上來，明朝中期以後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說明當時的市民階層已經成長起來了，所以他們勢必要確立一種代表他們文學趣味的文學樣式，所以小說也算是順著歷史潮流而生長起來的。
這也是為什麼明朝的精英文學家要倡導復古的原因，他們認為這種新的通俗化審美趣味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他們提倡要學習唐詩，你要重新創造之中高雅的詩歌文學，但是哪正是因為小說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擠壓了明朝詩歌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