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閱讀過《孝經》嗎？如果你是清朝皇帝，會認同將其列入當時的科舉考試中嗎？或許你可以參考其他皇帝的意見。然而，清前期的諸位皇帝對《孝經》的態度不盡相同，或受時局影響，或因個人好惡。本文據安東強先生《<孝經>與清代科舉考試》一文，談談《孝經》在清科舉中的“起起伏伏”。



清朝入關後的首位皇帝——順治帝，主張“孝治天下”，所以闡述孝道、教人盡孝的《孝經》成功引起了順治帝的“注意”。他將《孝經》納入清代帝王之學的範疇。時至順治十六年，在皇帝的授意下，禮部作出決定：科舉鄉、會試的第二場論題，考官應適當地以《孝經》出題，這意味著“孝經論”作為一種科舉新文體出現。不過明清科舉鄉、會試偏重頭場文體，“孝經論”僅居於第二場，可見其實際地位不高。



康熙年間，《孝經》在科舉中的地位卻開始降低，這與康熙帝個人更為偏重《五經》等經書有關。不僅康熙帝這麼想，臣子們也如是說。康熙三十九年，九卿在討論科舉相關事宜時，認為《孝經》篇幅過短、孝經論的題目也少，建議科舉鄉、會試二場的論題可以從《太極圖說》、《西銘》等書中命題。康熙皇帝表示同意，並下令實施。到了康熙五十五年，正式不用《孝經》命題，改用《性理大全》。



當皇位傳到雍正帝時，他在這一問題上未效仿其父親，而是更傾向於祖父的做法，列舉以下三點：其一，雍正帝頒發了《欽定孝經衍義》，令天下士民誦習；其二，編纂新的《孝經》注本；其三，恢復科舉中對《孝經》的考察，將《孝經》與五經並重，提倡孝為教化之本。但是雍正帝在位時間不長，其對《孝經》的重視未能延續很久。待到乾隆皇帝即位之後，乾隆皇帝又承襲康熙時期的做法，“孝經論”一度退出科舉考試。

事實上，康熙帝、乾隆帝下令在科舉考試中不用《孝經》，和《孝經》的篇幅短小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這會導致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考官難出題；另一是，考試者易對其全面掌握，所以很難藉此考察出真實的水平。

參考文獻：

安東強：《<孝經>與清代科舉考試》，《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自清軍入關以後，清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實行了很多的愚民政策，就是讓佔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漢人沒有自己的思想，老老實實的去給清政府當奴隸。

像在清入關初期，就大肆殘殺有志之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種文字獄這些都是清政府為了鞏固自己地位所實行的殘暴政策。後來，為了安撫漢人，也為了能讓漢人來幫助滿清統治王朝，繼續實行科舉。但是這個科舉是被閹割的科舉，八股取士，讓漢人中的精英，每天都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中接受洗腦，讓漢人忠於清政府，讓每個漢人沒有自己的思想。

俗話說“崖山之後無華夏，明亡以後無中國”。從這裡可以看出，清朝的愚民政策是多麼成功。我們也可以從清末的相關文獻圖片中看出。那時候的華人是多麼的麻木不仁。麻木的看著自己的熟人或者陌生人被異族殘殺，麻木的看著八國聯軍進北京，麻木的看著焚燒的圓明園，麻木的看著自己的祖國被異國剝削！……

而<孝經>就是清初之時科舉考試中的一項。我想，清政府把這《孝經》列入其中，不乏是因為想用《孝經》中的那種忠君，忠父思想去引導那些讀書人去效忠清政府。

自順治帝將《孝經》納入科舉考試，以論體出題從而衍生“孝經論”的科舉文體。這一科舉文體成為清代科舉選才的一個特殊標準，歷經數朝的變動與爭議，最終在乾隆末年退出科舉鄉、會試。

孝經我沒看過，但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從邏輯上說用培養孝的私德，來達到為國為民的公德是沒有那個習慣的。損公利己還有美名不幹是傻子。首先儒生在孝的指引下身居高位必然先己後人，貪汙腐敗是必然現象，其次就是關鍵時候以投降出賣民族來換去自身與家人的安全，雖失去所謂名節，但還能以孝的名義給自己一點面子，其三，認可這種教育和思維，必然邏輯混亂是非不分，忠奸顛倒。

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在行孝，只不過是自己不知。孝，愛，愛一個人，愛一個人自己的長輩，也可以愛晚輩，更多的時候也愛自己。孝心，大孝，忠孝，小孝。敬老愛幼是家風家德！時時處處事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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