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代，血緣紐帶在契丹人中間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產的漢人“城郭以居”，世世代代過著定居生活，不易融入“車馬為家”的契丹社會。於是，契丹統治者便採取“團結”這些遠離故土的漢人以建頭下的辦法來安置他們。由頭下構成的漢人居民點都稱為“漢城”後漢乾祐二年二月，“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制，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可見，“城寨之制”就是安置漢人的辦法。阿保機還曾在前代已設州縣並有漢人居住的地方安置漢人。例如柳城，在唐為遼西郡，“後為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此外，還有許多漢人是因為不堪忍受劉守光一類封建軍閥的殘暴統治而逃亡至契丹的。



“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契丹統治者“樹城郭，分市裡，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以故逃亡者少”。所謂“樹城郭”，就是建立漢城，亦即由頭下構成的居民點。所謂頭下，即把若干人戶編為“團”、“保”等組織，並以其中一人充當“團頭”、“保頭”，餘者即謂之“頭下戶”。此制很早以前就出現在唐朝的軍隊當中了。後流傳於民間，成為連保借貸的組織。頭下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這樣的幾戶百姓連保，也謂之“團結”頭下制度產生於內地漢族地區，它傳入契丹地區的具體途徑已無從察考。契丹與中原地區的聯絡是多方面的，而且相當複雜，因此，頭下制度會透過多種途徑傳入契丹。



當時，大批漢族人作為“生口”，被俘掠到契丹境內，脫離了原來的戶貫及一切社會關係。契丹統治者要重新安置他們，辦法就是“團集”。所謂“團集”也就是唐朝人所說的“團結”，即將他們編制為“團”，並以其中一人為“團頭”進行監管。當時這是契丹管理“生口”，防止他們逃跑唯一可行的辦法。頭下的規模不可能很大，因為團頭是與一般頭下戶身分相同的勞動者，他只能管理數量有限的人戶。遼朝不僅有頭下，而且還進一步發展了這種制度，後來有所頭下軍州”，又稱“頭下州軍”。“頭下州軍”的出現，表明遼朝已將頭下納入國家行政體制。州是五京管轄下的第一級行政單位。由頭下可以組成州，如果規模較小，則可以建成低階的行政單位:“不能州者謂之軍，不能縣者謂之城，不能城者謂之堡。”這樣的州、縣、城、堡都是為“置生口”、經“團集”所建。

契丹族，原本是遊牧民族，生活習俗當然處處都帶有草原文化的影子；不過建立遼朝以後的契丹人逐步加快了“漢化”(也就是封建化)的過程，生活習俗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比如，草原民族馬背上的生活是不需要，而且契丹人也不會製作陶瓷器皿。可是契丹建立遼以後，遼的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契丹陶瓷器的特點主要表現在製造工藝上繼承和學習了唐、宋的技術，在造型方面具有濃厚的遊牧生活特點。比如雞冠壺、方碟、長頸瓶、牛腿瓶、鳳首瓶和遼三彩、仿定窯白瓷是遼瓷器物和工藝的代表。

遼三彩直接繼承了唐三彩的風格，色彩為黃、綠、白，器形有長瓶、長盤、方碟、圓碟等。雞冠壺是遼瓷中的典型器物，從造型上看，應是由盛貯水、酒、乳等的皮囊發展而成的；

早期的雞冠壺器腹較大，造型渾厚，甚至保留著皮繩縫製的印記；中期漸趨扁平，口高，體小；晚期器體細高，多為捏把。

仿定窯的白瓷器多為碗、碟、盤等，金銀飾器的邊緣異常豪華，幾與定窯製品一般無二。

遼的陶瓷多為早期實用器物，除雞冠壺外，倉式罐的造型也別具特色，形似蒙古包，開設小門，並刻有子母鹿紋，從罐中貯有骨灰判斷，這種倉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遼中京松山州（今內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規模很大的窯場。從考古發掘得知這裡生產的陶瓷品種齊全，而以粗白瓷為主，器物多為生活用品。

除碗、盤、杯、碟、盂、盆、注子、甕、牛腿瓶外，還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綠、黃、黑、褐和三彩等多種，花紋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鳳鳥、蝴蝶等。

中京附近遼墓出土的瓷器，多是這裡燒製的，這一窯場產量當是很高的。

契丹人生活不可能再現，不過看看契丹人曾經用過哪一些瓷器，不是照樣可以瞭解到契丹人生活習俗的一個側面嗎？——地下資料比文字更加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