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皇帝，正是由他開創了大唐盛世的局面，推動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了繁榮的頂峰，由於他的文治武功，歷朝歷代都視之為聖明君主的代表。然而對於他取得皇位的過程，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傳說，在野史和民間流傳中，李世民是通過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長兄李建成，然後逼迫父親唐太祖李淵退位，從而登上了皇位的，其手段可謂心恨手辣、殘忍暴虐;但在正史記載中，李世民在開創大唐的過程中勞苦功高，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劃和組織者，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麼正史中的記載是否屬實?李世民繼位後有沒有為維護自身地位而篡改國史呢?這就要從大唐的創立過程說起。

　　據史料記載，李淵共有四個兒子，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淵家世顯赫，名應圖讖，隋煬帝對他十分猜忌，而李淵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韜光養晦、深藏不露，雖然早有異心，卻一直按兵不動。此間由於朝廷橫暴徵暴斂，連年戰亂，搞到百姓民不聊生，到處都是農民起義，李淵趁機在亂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覬覦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煬帝還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監視李淵，在朝廷耳目眾多的情況下，李淵急需一個可靠的助手來幫助他。

　　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是關於大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記載，而且他親自參與了起兵反隋的晉陽起兵，其記載具有較高的真實性。據此書所述，當時李淵身邊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為其它幾個兒子都不在身邊，所以他就將自己真實的內心想法告訴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輕勇武、血氣方剛，自然是李淵最為得力的助手。

　　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淵受命南下針壓起義軍，北方突厥趁機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轄下的馬邑(今山西朔縣)，隋煬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淵，李淵非常惱火，便想起兵，但由於身邊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還在河東，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絕佳時機，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於突厥的猖狂，隋煬帝下令赦免李淵，讓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機會，李淵便不會輕易放過，他馬上通知建成、元吉，讓他們立即準備起兵，於是李建成在河東招集英傑之士，李世民在晉陽拉攏強兵能將，下大力氣招攬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淵的女婿柴紹陸續到達太原。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淵讓晉陽命令劉文靜偽做了一份隋煬帝的敕書，在太原、雁門、馬邑等郡徵兵。二月，李淵又趁叛隋而起的劉武周南下汾陽宮(今山西寧武南)之機，以防備劉武周為名，下令募兵。 與此同時，李淵向突厥始畢可汗稱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援，亦解除了受突厥攻擊的後顧之憂。在做好這種種準備之後，李淵終於起兵反隋，由於他準備充分，謀劃精密，加上兵多將廣又個個驍勇善戰，所以一路上勢如破竹、威不可擋。他們很快攻破了西河城，進城後秋毫無犯，慰撫民眾，恢復舊業，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援和信任。七月份，李淵以李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負責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淵親領三萬人，誓師動兵，改易旗幟，開向關中，不到半年的時間便推翻了隋朝的統治。

　　由此可見，太原起兵的全過程，包括此前數年的苦心經營，都是李淵一手操辦的，他為大唐的創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唐王朝創立的主要功勞應該在他身上。而一直以來“陰結豪傑”、勇而有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積極的配角。然而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正史中，事實卻發生了歪曲。

　　《舊唐書》記載，隋煬帝南巡江淮的時候，瓦崗寨農民起義正如火如荼，嚴重威脅到了隋朝的統治，李世民見有機可乘，便與劉文靜密謀起兵，並做好一切策劃和安排，待欲起事時才告訴父親李淵，李淵聞之大驚，只是逼迫於當時緊急的形勢，已經沒有商量的餘地，於是不得不勉強聽從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書》、《資治通鑑》都延用了這種說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勞劃到李世民身上，李淵則成了消極被動的角色，從而使李世民成為起兵反隋、開創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矛盾，與李世民奪取帝位後重修史書有關。李世民通過玄武門政變，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殺死了親生哥哥李建成，這無論如何是不合乎道統和倫理的，為掩蓋這種殘暴的行為，為自己的登基確立合法性，李世民決定製史官，撰修國史，於是下令創立了宰相監修國史的制度，這就使史官很難做到秉筆直書，只能按統治者的意圖撰寫歷史。李世民在位期間一再違例要求親看國史和起居注，併為自己辯白道：“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們把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動因寫成為“安社稷，利萬民”的大義行為，從而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

　　按照李世民的意圖，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費盡筆墨來鋪陳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功勞，竭力抹殺太子建成的成績，降低高祖李淵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謀描繪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這樣，李世民便是開創李唐王業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後也就理應由他繼承皇位，這樣，李世民登上皇位便顯得水到渠成了。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國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降低李淵的功勞，乃是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貞觀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淵由主動起兵變為被動起兵，目的是為了把李淵描繪成一個忠臣的形象，從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淵是在隋煬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劉文靜等又設下圈套逼得他走投無路的時候，而且在起兵時李淵還曾號稱要“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這樣一來，李淵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顯這種刻畫有利於李世民維護統治。

　　而李世民之所以將起兵反叛加到自己身上，乃是為了強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這與他要求史官們在撰寫《太宗實錄》時，極力渲染他出生時“二龍戲於館門之外，前後三日才離去”的異象是一致的，在記述太原起兵的過程中竭力描寫他的謀略過人和勇武善戰，更是進一步印證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這種說法多基於心理和邏輯上的推測，沒有太多的史實依據，權且可以當作一種另類的解讀。由此可見，李世民繼位後修改創業國史是沒有疑問的事實，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國史，首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蓋“玄武門之變”的惡劣行徑，讓自己的繼位顯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統上的合法性，至於還有沒有其它目的，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判斷了

　　自戰國以降，君王對待不合聖意，直筆寫史的史官和他們所寫的史書，處理的辦法比較簡單，即貶殺與焚燒。這種做法，雖然可以達到洩憤和毀書的目的，但記載君王功績的部分也隨之蕩然無存，這種做法顯然很愚蠢。於是，從唐朝中晚期開始，皇帝變聰明瞭，他們一改以往愚蠢野蠻的做法，開始按照自己的意圖和標準，對史官己經修成的史書進行篡改。

　　大文學家韓愈在唐憲宗朝任過史官，在編撰《順宗實錄》時，由於對宮禁中事，直筆實錄，被叱之為“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尤其受到宦官的攻擊，並向皇帝告狀說，《順宗實錄》不實。憲宗聽說史書有問題，大為不悅，即令人刪改。直至唐文宗上臺，仍下詔，令宰相路隨修改，理由是“《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實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舊唐書.路隨傳》。其實，宦官所謂的不實，正是史官秉筆直錄了宦官們為禍朝廷的劣跡;皇帝所謂的信史，正是要史官對皇帝掩惡揚功，讓後人只知他們的英明偉大，而不知他們的過失惡行。這就叫做為尊者諱。由此可見，史官修史之難

　　韓愈雖然因修史遭受攻擊非議，畢竟還未因此惹禍。到宋朝就不同了，宋哲宗紹聖年間，文豪黃庭堅執筆撰修《神宗實錄》，因“誣謗不實”而獲罪，被貶為涪州別駕。主編呂大防與參預修史的範祖禹、趙彥若等人，也被牽連獲罪。所謂“誣訪不實”，其實是黃庭堅在《實錄》中直書神宗朝推行新政的某些失誤之處。可見“實”與“不實”的標準，是皇帝決定的。

　　在唐宋時期，史官修史不合聖意，還只是史官遭貶謫，史書被重修，而到了明代，情勢更是大不一樣了

　　明朝篡改歷史的最大手筆是明成祖朱棣，此人在奪取帝位三個月後，為了抹去他起兵奪權的記錄，下詔重修《太祖實錄》。《太祖實錄》是建文帝朱允文(朱元璋之孫，朱棣之侄)即位後，下詔由方孝孺為監修編纂的，始於朱棣起兵發難之前，終於其即將奪取帝位之時，歷時三年。史官們站在正統的立場上，對朱棣的記述多有貶斥。朱棣豈能讓自己起兵篡位的記錄流傳於後世?於是，他下令革除建文年號，改當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命李景隆(三朝勳臣，後降朱棣)、茹常(降臣)為監修，翰林學士解縉為Quattroporte，重修《太祖實錄》。並令解縉等人對建文朝的全部章疏進行清理，凡涉及“靖難”者，統統燒掉。李景隆、茹常都是建文朝的變節者，當然不可能秉持修史的原則操守。他們組織一班文史官員，大刪大改，搗鼓了八個月，便完事大吉，原來建文一朝的事實，都變成了附錄。書成之後，原來的《太祖實錄》即行焚燬。

　　不過，在這一批修史的官員中，也有具史家風骨的人。譬如，臨海人葉惠仲，他原任某地知縣，因有文名，在建文朝被徵召入京，參與編修《太祖實錄》，書成後升任南昌知府。這次因重修《實錄》，再次被召。他本著史家的良知和修史原則，如實記載“靖難”之役，結果觸怒了朱棣，被滿門抄斬。後來，李景隆、茹常、解縉也分別因事獲罪，遭貶或下獄。生性多疑的朱棣，說由他們監修的《太祖實錄》“非信史”，便於永樂九年再次下詔修改。這次重修，耗時五年，刪除了一切對朱棣不利的記述，又增加了不少由他認定的所謂“史實”。書成獻上，朱棣“披閱良久，嘉獎再四”。一部由皇帝老爺認定的“信史”，就這樣流傳於世了。

　　帝王們帶頭篡改歷史，如此一來，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哪些屬於信史，哪些屬於偽史，有時還真是真假難辨。

　　李世民篡改歷史對後世的治史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自此，歷代正史收歸官修，像太史公一樣的個人修史，在原則上不被允許，稱為“稗史”，相關文簡不受國家的保護。而官修史書的最大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一切以當局的利益為重，統一思想，刪益由人。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後來李世民看了當代史，發現有關李建成、李元吉的事蹟都被史官們隱去了，李世民反而不高興了，他說：我當年玄武門之變殺李建成和李元吉，不過是像周公誅殺管叔和蔡叔一樣，安社稷利萬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你們照實寫上去就完了。”

將心比心，如果李世民真的以帝王之尊威壓史官，逼他們修改史書，那麼所謂的“玄武門之變”以及“觀看起居注”這兩件事根本不會出現在歷史上，正是因為李世民沒有干預史官的工作，讓他們得以秉筆直書，所以他自己的所有缺點和錯誤都會出現在史書上，讓我們後人可以肆意批評，這是個很偉大的行為。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忽視了李世民蓋世無雙的軍事、政治才能，招攬人才，折節下士的人格魅力，以及唐朝開國戰爭中獨一無二的功勳。玄武門之變之前，他一個人的功勞，基本上就已經比父親兄弟所有人加起來都要多，唐高祖李淵對他基本上已經是賞無可賞，封無可封，只能封他做“天策上將”，地位在諸王大臣之上。

毛主席熟讀史書，曾經如此評價李世民：“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這是一個極高的評價，唐朝自所以能從隋末天下大亂，內憂外患，關中百姓十不存一，突厥重兵壓境的情況下，迅速掃平天下，一統河山，並且能夠威懾四方，成就歷史上最強盛的大一統王朝，李世民功不可沒。

據史料記載，李世民自武德元年起，他親自指揮了三場大戰役：一、破李軌，平定隴西割據勢力薛仁杲（薛舉之子），剷除了唐王朝來自西北方面的威脅；二、敗宋金剛、劉武周，收復並、汾失地，鞏固唐王朝的大後方；三、在虎牢之戰中，一舉翦滅盤踞中原兩大割據勢力，掃平王世充軍事集團和竇建德軍事集團，經此一役，取得了唐代統一戰爭決定性的勝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太子李建成在名望、功勳、才能上，都無法與“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相提並論，不是說李建成沒能力，而是因為他有個太可怕太強大的弟弟，古人云：“功高震主”，此時的唐高祖李淵已經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既然立了太子，卻又給了李世民太大的地位和威望，李世民到了這個位置，無論是交出兵權還是甘居人下都是不可能的，他不滅太子，太子也會除掉他，玄武門之變看上去殘酷，但也已經是最合理最高效的選擇，社稷之重，本來就是有能有德者據之。天可汗不出，奈蒼生何？

公元630年，大唐名將李靖率3000精騎在寒冬中千里夜襲，直搗突厥老巢，以自身千人的損失斬敵騎萬名，並生擒頡利可汗，幾十萬突厥人馬就此崩潰。這一中國古代戰史上罕見的戰例，顯示出唐軍越野、耐寒和騎射能力都不弱於在北方遊牧中成長的突厥兵。大唐初期武力的強悍，作戰的勇猛，不在強漢之下，令後人追思神往。宋朝的粉絲們往往抱怨大宋沒有養馬地，所以打不過遊牧民族，卻不曾想過，大唐開國的時候，也沒有太多騎兵，然而萬世之功，滅國無數，都是靠唐朝人自己一刀一槍打出來的。

公元647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華夏曆代君王，能夠讓天下如此歸心的，僅此一人而已。

柳克述先生如此評價唐太宗：“假如中國歷史上沒有李世民這樣一位卓越的天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華夏民族究竟會演變到怎樣的境地？綜數百年華夷亂離黑暗之局，成大一統的民族復興與新局面的開創，其版圖西至蔥嶺以東，南至中南半島，東臨大海，北被大漠。而國計民生之康裕，學術藝事之發達，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匯與創導，至使倭人販其餘緒以立國，歐西各國嚮往而慕化。其氣魄之大、業績之偉，無可媲美。推崇功業，數典不忘，我們豈能忘掉李世民！”

晉朝史書也改過，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魏文帝曹丕之孫，從小聰明好學，才慧早成，有一代英主之氣息。

然後曹髦突發神經病，企圖殺死母后與大臣，最終被正義的衛兵殺死，曹髦年僅十九歲。

司馬家族含淚篡位，司馬昭還假兮兮的抱著皇帝哭泣。《漢晉春秋》：“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曹髦並不像一個有神經病的皇帝，曹髦自創的九言詩，以及傳世文章有《傷魂賦並序》、《顏子論》……

一些著作文學，都可以看出這位皇帝是擁有極佳的創作天賦。

唯一的解釋就是，司馬家族為了篡位合法，強行讓晉朝史官添加了一個劇本，故意抹黑曹髦，給司馬昭一個合理的政變理由。

後世的三國演義揭露了真相，其實曹髦就是不滿司馬家族專權秉政，所以親自率領甲士討伐司馬昭，最終宮廷武鬥失敗而亡。

司馬昭篡改史書在李世民之前。

應該是從他開始吧？因為殺兄娶嫂，把老爹逼下臺也太不好看了。改史比起那些還是小菜，沒有要人命。從此史書也沒啥可信的了，都是1984的新聞部。

正史修訂故事起源於漢武帝，司馬遷寫史記作死，寫了《今上本紀》，被漢武帝焚燬，而且沒有讓人重寫，只是讓後來者去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