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首先是時代造成的，弘一生在文化大家輩的百家爭鳴的民國，文化的多元造成書法風格的變化多端。王羲之活在玄學文化盛行的東晉，晉朝尚韻，風格相對單一。其二，弘一一生經歷繁雜，涉獵藝術領域頗多，最後皈依佛門，且頗有建樹。右軍受道教玄學影響，追求方向不一樣。拙見，見諒。

變化正常，不變亦正常。

變與不變皆有定數，不可強求。

尊崇內心，順應自然。

道，非常道！

首先，弘一法師不應該和王羲之相提並論，也沒資格相較。

次之，王羲之與弘一法師相距兩千多年，王羲之所見到的、思考到的與弘一法師也大相徑庭。

再之，弘一法師的書變也不是書法史的高峰，也完全無力與王羲之扛鼎。

最後，王羲之不是沒變，而是變到了極致，變到了後人無法企及的高度，變成了永恆的經典。

所以，這個問題基本上屬於沒有意義的探討。

首先，在書法上弘一不能與王羲之相提並論，羲之是大師之上的書聖，而弘一距此還是有相當距離的。

羲之之所以頭戴書聖貴冠，首要原因是開宗立派的集大成者，到達了一個歷史的峰巔，再變法就是下坡路了。這對一個只活了五十多歲的人來說，已經沒有可能了。

大家知道，一個人的書風反映的是這個人的內在性格。這個性格在出生前已經定型，後天只是開發發揮和完善的過程，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如此一生而終。除非經歷了特別事變，導之人的性情突然變軌，從此道變至彼道，因而在書法上就出現了與往完全不同面貌。也就是說這個人在精神上變性了。

弘一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觀其書作前後到判若兩人。

李叔同出家為僧的真正原因筆者不知。但就一般半路出家人來說，相當部分人是遭受重大挫折而看破紅塵，遁入空門尋求解脫，追求另一種精神寄託。然而這並不是佛教的宗旨，佛的本意是自覺他覺，普度眾生。而大部分佛人都背離了佛祖的原義。

弘一後期書作，火氣消盡，陽剛全無，只剩一點清水。我想這對眾生和佛教來說，都不應算作倖事。

弘一法師的變，讓大家摸不著頭腦。出家前與出家後，他的書法從傳統書法變為沒有塵世共識美的“字”。

王羲之的書法不是沒有變化，只不過他距離我的時代太過久遠。他早期的書法並不足以為當時的人所重。到了晚期以後才進入佳境。王羲之的書法留存於世的，以書信居多。當時的人書信有這樣一種回覆方式，字寫的好的，對方便會儲存下來，重新用一張紙寫回信。字寫的不好的，對方則翻過來寫上回信送回去。他不好的字跡早已經淘汰乾淨。這是一個原因。

要說變化，王羲之留存到現在的字跡雖然沒有真跡，但從唐代摹本留下來的書作中，我們很難看到完全雷同的兩件字形體態。光是他的“王羲之”三個字的寫法，都是三四十種不同的寫法。寫法不同，神情各異，但卻透顯出王羲之所獨有的神韻。王羲之的變，是向著完美的方向去變。

弘一法師的生活年代距筆我們的時代不算太遠。不足百年。他出世以後的書法，不能用世俗的美醜去對禪宗佛道中的世界觀去解讀。能欣賞的人，我不會對他們說三道四。不能欣賞的人，也不必哀嘆自己沒有慧根。佛家的追求與俗人的追求是不一樣的。

王羲之與弘一大師之別，彼此的書法晚年皆有變化，王羲之的字到了晚年，米芾《書史》雲：“右軍暮年書老而逸”又云：“來戲帖”字法清潤，又云：“右軍行書第一，是竹絲幹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怪多型。”山谷題跋雲：“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由此晚年筆墨常帶道家之虛妄，入了自然之景，因而筆畫不被繩墨所縛，不求法脫，胸襟流出者也，其揮灑自如，筆筆變化，故鬱郁勃勃生機盎然且揮霍也。

弘一大師，晚年自號晚晴老人，為佛教律宗高僧，離塵，刊落鋒穎，乃味恬靜，書跡逸品，其書力學《北碑》《張猛龍碑》，造詣涉音律，戲劇，善書畫，晚年其書脫法，亦乃入佛境，俗話雲：不與世爭鳴，故其字無塵之雜，何談筆法？何言韻致？假如有人論其優劣之評，那麼俗俗俗界之人。故弘一大師晚年之字乃自然而然，超脫是也，一生正如他絕筆“悲欣交集。”

以上發嘆可見其兩人都有變化，一則入道家一則入佛家，皆為“釋道”入自然門，脫法，身心自由也。書皆脫俗，與眾不同。

人很難放棄雜塵俗物，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