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詩現存約兩千七百餘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 ，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葉燮（字星期）《原詩》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
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中國詞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人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期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其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蘇軾詞風可分三類 ：
一、 豪放風格 這是蘇軾刻意追求的理想風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帶悲涼的感情融入詞中，寫人狀 明末陳洪綬繪《東坡圖》
物以慷慨豪邁的形象和闊大雄壯的場面取勝。
二、 曠達風格 這是最能代表蘇軾思想和性格特點的詞風，表達了詩人希望隱居、避開亂世、期待和平的願望。
三、 婉約風格 蘇軾婉約詞的數量在其詞的總數中佔有絕對多的比例，這些詞感情純正深婉，格調健康高遠，也是對傳統婉約詞的一種繼承和發展。
蘇軾的詩現存約兩千七百餘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 ，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葉燮（字星期）《原詩》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
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中國詞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人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期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其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蘇軾詞風可分三類 ：
一、 豪放風格 這是蘇軾刻意追求的理想風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帶悲涼的感情融入詞中，寫人狀 明末陳洪綬繪《東坡圖》
物以慷慨豪邁的形象和闊大雄壯的場面取勝。
二、 曠達風格 這是最能代表蘇軾思想和性格特點的詞風，表達了詩人希望隱居、避開亂世、期待和平的願望。
三、 婉約風格 蘇軾婉約詞的數量在其詞的總數中佔有絕對多的比例，這些詞感情純正深婉，格調健康高遠，也是對傳統婉約詞的一種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