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西夏音樂傳統
党項民族素有愛好音樂的傳統，他們使用的樂器有琵琶、笛、簫等，以擊缶為節。唐僖宗時賜給党項首領拓拔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駕，大駕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駕用七百八十一人，小駕用八百一十六人。以金鉦、節鼓、擱鼓、大鼓、小鼓、鐃鼓、羽葆鼓，中嗚、大橫吹、小橫吹、觱慄、桃皮笳、笛為樂器(《西夏書事》卷十二)。儘管用全套樂器裝備起來的樂隊人數過多，這一記載未必完全可信，但是，它至少可以說明党項族在這時已接受了中原音樂的影響，並且可能有過陣容較為龐大的樂隊。五代時党項人常到中原貿易，在市井中“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可知党項人是善長歌詠的。據文獻記載，党項族音樂經五代至宋朝，時隔百餘年而其音節悠揚，聲容清厲，仍有唐朝遺風。德明時期，與北宋關係良好，“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元昊繼承王位後，認為中原的音樂不足以效法，並且根據當時的建國需要，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王者制禮作樂，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實為先， 戰鬥為務。若唐宋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於是“革樂之五音為一音”，下令在國中流行。這是西夏音樂的一次大改革，對西夏前期有著重要影響，直到一 百多年以後，才又有了較大的變化。
元昊的一個妃子索氏也愛好音樂，因為與元昊不睦，趁元昊外出打仗之機，“日娛音樂，益自修容”。
音樂也屬於勞動人民。元昊經常對外用兵，對內也加緊壓迫，人民怨聲載道，編唱《十不如歌》，歌詞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党項人民透過音樂反對封建壓迫的呼聲之強烈是可以想見的。
西夏文化的側重面往往隨著政治的變遷而改易，音樂也不例外。惠宗是一個愛好漢族文化的皇帝，他曾“招誘漢界娼婦、樂人”，說明漢族音樂受到西夏統治者的欣賞。崇宗時也很注重音樂。宗室子弟仁忠、仁禮二人“俱通蕃漢文字，有才思，善歌詠”。前面提到的崇宗晚年作《靈芝歌》並與大臣相唱和的故事也說明當時音樂之盛。
仁宗在發展佛教、推進儒學的同時，於人慶五年 (1148)使樂官李元儒採用中原樂書，參照西夏制度，修定樂律。原來西夏音樂，經元昊更張以後，已經不是唐末的遺音了。仁宗要大刀闊斧地推行儒學，音樂的改革就勢在必行。新樂改成後，賜名《鼎新律》，併為此提升李元儒等人的官職。這次音樂改革的結果使西夏音樂吸收了更多中原音樂的養分。
西夏音樂不僅是一般地受漢地的影響，而且有一些西夏人能直接用漢語唱歌，這和當時不少党項人、漢人能同時使用兩種語言有密切關係。北宋的著名政治家沈括在陝西為邊口巾時，曾作過幾十首歌，讓士兵傳習歌唱，其中有“萬里羌人盡漢歌”之句。羌人似指當時與宋交界的党項等族，他們能唱漢族歌曲。
河西地區歷來是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的聚集地，《西涼樂》早在南北朝時就已傳人中原。那麼，西夏的音樂是否也影響到來朝呢?回答是肯定的。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皇帝召見宋夏邊境米脂寨投降的蕃樂人(党項樂人)四十二名，並讓他們在崇政殿奏樂。看來，就連宋朝的皇帝也要欣賞當時的西夏音樂呢。
西夏有專門管理音樂的機構，名為《蕃漢樂人院》，在行政機構中屬第五類。可知當時西夏蕃樂和漢樂兩種音樂並存。《番漢合時掌中珠》中有“樂人打諢”之語，所記樂器種類很多，其中有：三絃、六絃、琵琶、琴、箏、箜篌、管、笛、簫、笙、篳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看來蕃、漢樂所用管、弦、打擊樂器已經比較齊全了。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西夏音樂並未因西夏的滅亡而終止，相反，它對元朝音樂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蒙古兵起於溯漠，其音樂可能較為簡樸。蒙古王朝建立後，亟需一種既適應當時迅速發展的政治、軍事形勢，又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音樂。由於党項族上層高智耀的推引介紹，蒙古王朝採用了西夏舊樂。這可以說是蒙、元制樂的發端。後來元朝又兼採其他民族音樂，然而西夏樂仍繼續使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73)以後，每年在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時，就用河西樂(即西夏音樂)。當時儀鳳司掌管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共三百二十四人。儀鳳司下專門管領河西樂人的機構初名昭和署，至元十七年(1280)設定，後來到至大四年(1311)改名為天樂署(《元史》卷六八、卷七七，卷八五)。
以上簡單勾畫出的西夏音樂發展演變的輪廓，表明了漢族、党項族、蒙古族等幾個民族的音樂互相交融，滲透的史實，譜寫了祖國曆史上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新樂章。
源遠流長的西夏音樂傳統
党項民族素有愛好音樂的傳統，他們使用的樂器有琵琶、笛、簫等，以擊缶為節。唐僖宗時賜給党項首領拓拔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駕，大駕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駕用七百八十一人，小駕用八百一十六人。以金鉦、節鼓、擱鼓、大鼓、小鼓、鐃鼓、羽葆鼓，中嗚、大橫吹、小橫吹、觱慄、桃皮笳、笛為樂器(《西夏書事》卷十二)。儘管用全套樂器裝備起來的樂隊人數過多，這一記載未必完全可信，但是，它至少可以說明党項族在這時已接受了中原音樂的影響，並且可能有過陣容較為龐大的樂隊。五代時党項人常到中原貿易，在市井中“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可知党項人是善長歌詠的。據文獻記載，党項族音樂經五代至宋朝，時隔百餘年而其音節悠揚，聲容清厲，仍有唐朝遺風。德明時期，與北宋關係良好，“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元昊繼承王位後，認為中原的音樂不足以效法，並且根據當時的建國需要，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王者制禮作樂，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實為先， 戰鬥為務。若唐宋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於是“革樂之五音為一音”，下令在國中流行。這是西夏音樂的一次大改革，對西夏前期有著重要影響，直到一 百多年以後，才又有了較大的變化。
元昊的一個妃子索氏也愛好音樂，因為與元昊不睦，趁元昊外出打仗之機，“日娛音樂，益自修容”。
音樂也屬於勞動人民。元昊經常對外用兵，對內也加緊壓迫，人民怨聲載道，編唱《十不如歌》，歌詞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党項人民透過音樂反對封建壓迫的呼聲之強烈是可以想見的。
西夏文化的側重面往往隨著政治的變遷而改易，音樂也不例外。惠宗是一個愛好漢族文化的皇帝，他曾“招誘漢界娼婦、樂人”，說明漢族音樂受到西夏統治者的欣賞。崇宗時也很注重音樂。宗室子弟仁忠、仁禮二人“俱通蕃漢文字，有才思，善歌詠”。前面提到的崇宗晚年作《靈芝歌》並與大臣相唱和的故事也說明當時音樂之盛。
仁宗在發展佛教、推進儒學的同時，於人慶五年 (1148)使樂官李元儒採用中原樂書，參照西夏制度，修定樂律。原來西夏音樂，經元昊更張以後，已經不是唐末的遺音了。仁宗要大刀闊斧地推行儒學，音樂的改革就勢在必行。新樂改成後，賜名《鼎新律》，併為此提升李元儒等人的官職。這次音樂改革的結果使西夏音樂吸收了更多中原音樂的養分。
西夏音樂不僅是一般地受漢地的影響，而且有一些西夏人能直接用漢語唱歌，這和當時不少党項人、漢人能同時使用兩種語言有密切關係。北宋的著名政治家沈括在陝西為邊口巾時，曾作過幾十首歌，讓士兵傳習歌唱，其中有“萬里羌人盡漢歌”之句。羌人似指當時與宋交界的党項等族，他們能唱漢族歌曲。
河西地區歷來是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的聚集地，《西涼樂》早在南北朝時就已傳人中原。那麼，西夏的音樂是否也影響到來朝呢?回答是肯定的。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皇帝召見宋夏邊境米脂寨投降的蕃樂人(党項樂人)四十二名，並讓他們在崇政殿奏樂。看來，就連宋朝的皇帝也要欣賞當時的西夏音樂呢。
西夏有專門管理音樂的機構，名為《蕃漢樂人院》，在行政機構中屬第五類。可知當時西夏蕃樂和漢樂兩種音樂並存。《番漢合時掌中珠》中有“樂人打諢”之語，所記樂器種類很多，其中有：三絃、六絃、琵琶、琴、箏、箜篌、管、笛、簫、笙、篳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看來蕃、漢樂所用管、弦、打擊樂器已經比較齊全了。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西夏音樂並未因西夏的滅亡而終止，相反，它對元朝音樂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蒙古兵起於溯漠，其音樂可能較為簡樸。蒙古王朝建立後，亟需一種既適應當時迅速發展的政治、軍事形勢，又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音樂。由於党項族上層高智耀的推引介紹，蒙古王朝採用了西夏舊樂。這可以說是蒙、元制樂的發端。後來元朝又兼採其他民族音樂，然而西夏樂仍繼續使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73)以後，每年在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時，就用河西樂(即西夏音樂)。當時儀鳳司掌管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共三百二十四人。儀鳳司下專門管領河西樂人的機構初名昭和署，至元十七年(1280)設定，後來到至大四年(1311)改名為天樂署(《元史》卷六八、卷七七，卷八五)。
以上簡單勾畫出的西夏音樂發展演變的輪廓，表明了漢族、党項族、蒙古族等幾個民族的音樂互相交融，滲透的史實，譜寫了祖國曆史上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新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