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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們只是懷疑姜維是否幕後指使。費禕是被魏降將郭循行刺而死。[公元253年]蜀後主延熙十六年春正月,漢壽舉行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修)亦在坐。其時費禕歡飲沉醉,不及戒備,結果為郭循親手持刃所害身死,追諡曰敬侯。延熙十六年正月新春假節,蜀漢政權第三任執政者費禕在其駐地漢壽(即葭萌關)舉行歲首大會,大宴群臣,同僚共歡。席間,費禕“歡飲沉醉”,不意被出席宴會的一個叫郭脩的人“手刃”刺殺,當場身亡。 對於蜀漢政權而言,費禕之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自諸葛亮頻繁北伐耗盡蜀漢國力之後,蔣琬當政十三年,費禕當政六年,均未再大規模地對魏國用兵。蜀漢政權在這十幾年內獲得了一個相當難得的休養生息的機會。費禕死後,姜維當政的五年,年年興兵,年年用兵,剛剛積蓄的一點國力又被瞬間耗空。可以這麼說,費禕之死,意味著蜀國內部鴿派勢力下臺,鷹派勢力的登場。雖然不能完全把蜀漢亡國的責任推在姜維窮兵黷武上,但是姜維執政後的頻繁北伐,的確加速了蜀漢國立的衰減和滅亡。郭脩並非蜀華人士,而是魏國涼州西平人,蜀軍寇掠西平的時候,郭脩作為戰利品被帶回了蜀國。對於郭脩刺殺費禕的舉動,魏國下了一封詔書給予褒獎,並且恩及其留在魏國的後人。乍看之下,似乎郭脩的刺殺行動是受到曹魏方面的指使。其實不然,最明顯的證據是:郭脩刺殺費禕是在正月,而魏國頒發褒獎的時間在八月。蜀漢執政者的死應該屬於當時的“國際重大事件”,曹魏方面應該很快就得知資訊,不可能大半年之後才知曉,倘若郭脩真的是魏國指使的刺客,那麼,費禕一死,魏國方面應該立刻頒發詔書,不可能拖了半年之久。實際上,關於費禕之死背後的謎題,陳壽雖然沒有明言,但也留下了很多線索。從姜維傳裡我們可以知道:姜維在費禕的管制下,鬱郁不得志,每次出兵的數量都在一萬人之內,屬於小規模騷擾行動。而費禕死後,姜維如鳥出籠,率大軍數萬人北伐。這種前後對比帶著強烈的含沙射影成分。很容易讓人將費禕的死與姜維聯絡起來。自來史家撰史,最忌諱的就是這種容易引人誤解,模稜兩可的寫法。如果真有此事,那麼不妨直寫,如果沒有,大可略過。陳壽素來有良史之名,他如此記載,必然有原因。 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兩個字:迴護。 陳壽必須替姜維迴護。考察陳壽生平,結果發現,仕蜀期間,陳壽曾經擔任過衛將軍主簿的職務。衛將軍之職歷來僅設員一人,屬於二品,位亞三司。蜀國設立此職務始於劉禪延熙十年,姜維首任,至延熙十九年姜維升任大將軍為止。此後缺員四年,景耀四年,諸葛瞻擔任此職。充分的證據表明,陳壽擔任的是衛將軍姜維的主簿,而不是諸葛瞻。第一,晉書有記載,諸葛瞻一向輕視陳壽,不可能徵辟陳壽做自己的主簿。第二,景耀年間黃皓專權已久,陳壽“屢被譴黜”,陳壽仕蜀的最高職務是六品黃門侍郎,若果景耀年間陳壽還是八品的衛將軍主簿,是不可能之後升至六品,只會更被貶官。第三,陳壽在做了衛將軍主簿,又擔任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等職,景耀四年距離蜀漢滅亡僅僅兩年,陳壽怎麼可能得到連續3次的升遷呢?“故吏”對於“舊主”的感恩和忠誠,這在當時是一種被世人普遍認可和推崇的社會道德。由此我們更加清楚了,身為“故吏”的陳壽對“舊主”姜維迴護,自然沒有任何理由誣衊姜維,相反,對於《姜維傳》;陳壽必然更為用心的去撰寫。所以,出現了這麼一種含沙射影的寫法。絕非偶然。而且,在費禕遇刺前後的相當長時間裡,陳壽一直在姜維身邊工作,知道事情真相也絲毫不足為奇。除此以外,還有另外幾個佐論: 第一:郭脩進入蜀國及其偶然,魏國不可能知曉蜀軍到何處擄掠,自然無法安排郭脩早早的埋伏在西平等待被蜀軍擄掠入蜀。第二:《傅子》記載:“(姜)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 姜維既然有眷養死士的興趣,而最初俘虜郭脩的人又恰好是姜維,自然他更有機會將郭脩納入自己的麾下。第三:郭脩刺殺費禕的時候,已經官至左將軍,正因為如此,才有機會參加歲首大會,一個降俘要想在短短時間內驟然升到如此地位,沒有一個後臺是不可能的。而當時,除了大將軍費禕,也就只剩下衛將軍姜維一個人了。第四:郭脩“魏降人”的身份最適合刺殺費禕。事後,姜維等人大可將責任全部推給曹魏集團。而魏國拖沓了半年多才下了詔書褒獎郭脩,而且還將郭脩的名字寫成了郭修,可見他們是在事情發生後很久才打聽到了刺客的身份,而且是道聽途說,並不完全準確。費禕死後,姜維暢意自為,連續五年時間五次大規模北伐,結果自然勞而無功,虛耗國力,蜀漢覆滅的速度無形中墜落得越來越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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