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內誠於心，真實無欺”。
所謂“誠”，就是真誠、真實的意思。在儒家看來，這是個人內心修養的一種境界。孟子指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誠，就會得到最大的快樂。《中庸》指出：“誠者，自成也。”真誠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發端和歸宿。一個真誠的人，能發揮自己的本性，就能進而發揮眾人的本性；能發揮眾人的本性，就能進而發揮萬物的本性；能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幫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幫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雲：“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真誠是人之為人的寶貴品質，無論是修學還是為事、自謀還是待人，都不能沒有真誠。
《禮記·大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真誠實意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亦不為人所欺。清代著名徽商胡雪巖在其杭州胡慶餘堂藥店中，掛了一塊“戒欺”的牌匾，並在跋文中寫道：“凡百貿易均不得欺字，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餘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願諸君心餘之心，採辦務真，修制務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謂諸君之善為餘謀也可，謂諸君之善自為謀也亦可。”這裡所概括的修合誠心、採辦務真、修制務精、真不二價等原則，既是經營藥店的商業倫理，也是做人做事的道德準則。
反觀當代社會，政界中人的空話假話大話、學界中人的剽竊抄襲作偽、商界中人的假冒偽劣欺詐，究其原因，都是喪失了“真誠”這一人之為人的寶貴品質。明清之際的儒者黃宗羲指出：“誠則是人，偽則是禽獸。”（《孟子師說·卷七》）真誠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之一，如果人沒有真誠而欺詐作偽，那就是喪失了人性的禽獸行為。我們要透過廣泛而持久的道德教育，呼喚真誠、推崇真誠、恪守真誠，保持做人的底線，從根本上堵住社會道德崩壞的缺口，使真誠成為各種善行的根源，社會文明的基石。
三，關於“外信於人，言行一致”。
從漢字結構來看，“信”由“人”與“言”兩個字組成。《春秋榖梁傳·僖公二十二年》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這裡，完整地闡述了儒家“言而有信”的思想。首先，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能夠言語。言語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也是人之為人的外在標誌。其次，言語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能夠表達承諾。如果言而無信，言語再多也沒有意義。最後，信譽之所以可靠，是因為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道義，那麼言語和信譽也就沒有價值了。由此，儒家十分重視“言”與“行”的關係，就個人修養來說，是“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就與人交往來說，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就判斷他人來說，則是“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
據《論語·衛靈公》記載：“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只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獲得他人的信任，那麼即使是在蠻荒陌生的地方也會行得通；如果說話不忠誠信實，行為不恭敬實在，就是在本鄉本土，也處處受阻。孔子這段話，很有現實的意義。當代社會轉型，從所謂“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有些人在本鄉本土循規蹈矩，很講信用；但到了異地他鄉，卻放縱自我，坑蒙拐騙。其實，信用是一個人內心真誠的外在標誌，“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陸九淵集·主忠信》）如果一個人自甘墮落，行禽獸之所行，那麼他所遭遇的也只能是禽獸的境況，面對的也只能是一個醜陋而可怕的社會。
《左傳·僖公十四年》指出：“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意思是說，如果自己喪失信用，背棄鄰國，遇到禍患又有誰來同情自己呢。失去了信用，一旦禍患發生，沒有人來支援自己，就一定會滅亡。由此可見，重諾守信是十分重要的，對熟人如此，對陌生人也同樣如此。我們只有內誠於信，外信於人，始終講求信用，才能獲得社會的信譽，得到他人的信任，從而取得自己人生事業的成功，同時營造一個“講信修睦”的美好社會氛圍。
一，關於“內誠於心，真實無欺”。
所謂“誠”，就是真誠、真實的意思。在儒家看來，這是個人內心修養的一種境界。孟子指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誠，就會得到最大的快樂。《中庸》指出：“誠者，自成也。”真誠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發端和歸宿。一個真誠的人，能發揮自己的本性，就能進而發揮眾人的本性；能發揮眾人的本性，就能進而發揮萬物的本性；能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幫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幫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雲：“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真誠是人之為人的寶貴品質，無論是修學還是為事、自謀還是待人，都不能沒有真誠。
《禮記·大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真誠實意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亦不為人所欺。清代著名徽商胡雪巖在其杭州胡慶餘堂藥店中，掛了一塊“戒欺”的牌匾，並在跋文中寫道：“凡百貿易均不得欺字，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餘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願諸君心餘之心，採辦務真，修制務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謂諸君之善為餘謀也可，謂諸君之善自為謀也亦可。”這裡所概括的修合誠心、採辦務真、修制務精、真不二價等原則，既是經營藥店的商業倫理，也是做人做事的道德準則。
反觀當代社會，政界中人的空話假話大話、學界中人的剽竊抄襲作偽、商界中人的假冒偽劣欺詐，究其原因，都是喪失了“真誠”這一人之為人的寶貴品質。明清之際的儒者黃宗羲指出：“誠則是人，偽則是禽獸。”（《孟子師說·卷七》）真誠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之一，如果人沒有真誠而欺詐作偽，那就是喪失了人性的禽獸行為。我們要透過廣泛而持久的道德教育，呼喚真誠、推崇真誠、恪守真誠，保持做人的底線，從根本上堵住社會道德崩壞的缺口，使真誠成為各種善行的根源，社會文明的基石。
三，關於“外信於人，言行一致”。
從漢字結構來看，“信”由“人”與“言”兩個字組成。《春秋榖梁傳·僖公二十二年》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這裡，完整地闡述了儒家“言而有信”的思想。首先，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能夠言語。言語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也是人之為人的外在標誌。其次，言語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能夠表達承諾。如果言而無信，言語再多也沒有意義。最後，信譽之所以可靠，是因為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道義，那麼言語和信譽也就沒有價值了。由此，儒家十分重視“言”與“行”的關係，就個人修養來說，是“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就與人交往來說，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就判斷他人來說，則是“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
據《論語·衛靈公》記載：“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只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獲得他人的信任，那麼即使是在蠻荒陌生的地方也會行得通；如果說話不忠誠信實，行為不恭敬實在，就是在本鄉本土，也處處受阻。孔子這段話，很有現實的意義。當代社會轉型，從所謂“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有些人在本鄉本土循規蹈矩，很講信用；但到了異地他鄉，卻放縱自我，坑蒙拐騙。其實，信用是一個人內心真誠的外在標誌，“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陸九淵集·主忠信》）如果一個人自甘墮落，行禽獸之所行，那麼他所遭遇的也只能是禽獸的境況，面對的也只能是一個醜陋而可怕的社會。
《左傳·僖公十四年》指出：“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意思是說，如果自己喪失信用，背棄鄰國，遇到禍患又有誰來同情自己呢。失去了信用，一旦禍患發生，沒有人來支援自己，就一定會滅亡。由此可見，重諾守信是十分重要的，對熟人如此，對陌生人也同樣如此。我們只有內誠於信，外信於人，始終講求信用，才能獲得社會的信譽，得到他人的信任，從而取得自己人生事業的成功，同時營造一個“講信修睦”的美好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