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造假不可能，但是裡面的觀點，具體事件有可能會出現偏差，這是有可能的。因為我們知道史書，都是後一朝代編寫前一朝代。

比如隋朝史，是由唐朝魏徵編寫；唐朝史是由宋代人歐陽修等人編寫；宋史是由元朝人脫脫和阿魯圖等編寫；元史是由明朝人宋濂和王褘編寫；明史是由清代張廷玉編寫。

後一朝代的編撰者們在編寫史書的時候，難免會有偏差。比如說資料收集不全，或者故意美化當朝皇帝，或者對前朝事件故意歪曲事實，醜化等等！這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讀史書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能匆匆一眼看過，不加思考。為了避免這一點，我們讀史書，要學會“經史和參”，所謂經，就是原則，是常道，不管在任何朝代，任何地區，都不會改變。

而史書，記載的就是在這個原則，在這個常道之下的社會的變動，時代的變遷。我們懂得經，就要去懂得歷史，懂得了經，又可以反推歷史。這就叫坐“經史和參。”

肯定是社會出了問題，大臣們才上奏摺，才提出建議。後代的研習者，需要參考這些奏摺，這些奏議，反推當時的社會問題。

史書是不能全信的,所以研究歷史的學者得參考很多史書,古人筆記,碑帖等,然後比較推測,才能得出一個相對正確的答案.但史書的某些細節或許會作假,但大事件一般是沒辦法作假的.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主要由當朝史官記載,帝王將相,名人望族的言行都會被史官記錄下來,除此之外,還會記錄國家經濟,人口,各種表,文等等。

當然，史書也是會造假的,舉個例子,明朝永樂帝是篡位,為了埋沒這段歷史,他把當時的史料都篡改,比如永樂帝的母親,太祖傳位等等.

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是私人著史，之後的史書都是官方著史，而且都是後代王朝為前代王朝著史（比如宋滅後，元為宋著史）

所謂歷史,由人編寫,必然加上自己或來自權力壓迫下的假話,只有勝利者才有權力寫,因此必然在說自己丑惡面上掩飾,在歌功頌德上大加粉飾,維護本朝的統治。

因此，史書也不能全信，得結合很對資料或者地方誌進行推敲，從而瞭解歷史。

“史書”造假在中國出現還算是比較晚的，外國就早得多了。

從中國史官撰史的角度來說，因為其傳史的目的，在最初是沒有機會也沒有動機去造假的。而這種情況的變化是因為封建大一統朝代的逐漸出現，史官地位發生了變化所致。

“史官”是中國很早就出現的一種行業，這是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

中國為什麼在很早之前就重視修史工作，這在至今也是一個比較大的謎團，因為從周邊受到中華文明輻射的國家歷史來看，它們學習了制度、服飾、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等等方面的先進文化，但唯獨在最初階段沒有學習中國的“史學”文化。

這不是一國兩國，而是幾乎周邊所有國家出現的共同現象，這就很值得深思了。

從記載來說，中國的“史官”在最初是世襲的，一個家族世世代代負責修史工作，幾乎獨立於王權之外。在漢武帝時期還保留這樣的特色，比如司馬遷一家就是世代史官。

在春秋時期有這樣一個故事，叫做“崔杼弒君”。

是說，齊國的權臣崔杼殺死了自己的國君齊莊公，於是齊國的太史在史書上寫道“崔杼弒其君”。崔杼自然不想讓這件醜事流傳下去，於是就勒令太史修改記載。

太史不答應，於是被崔杼殺死。

齊國太史的弟弟繼任為新的太史，也堅持不改“崔杼弒其君”的記載，於是也被殺害。

兩人的弟弟又有一人繼任為太史，同樣不改原有記載。

崔杼沒有辦法，只好作罷。

這一任太史是這一家最後的兄弟了，齊國另一個太史家族聽說之後，也想要在最後一位太史被殺後繼續這項正直的事業。只不過聽說崔杼最終沒有得逞，這才作罷。

這樣的事情在春秋戰國階段並不少見，比如良史“董狐”的故事。

晉靈公昏亂，想要殺死自己的臣子趙盾，嘗試了很多次都沒有成功。趙盾眼見形勢越來越嚴峻，就逃走了。

沒成想，他還沒有逃出晉國的國界，晉靈公就被趙穿殺死了。他得到訊息之後就返回了都城。

實際上，晉靈公雖然不是趙盾親手殺死的，但也是間接死在他的手中，和他的勢力分不開關係。

當時的太史是董狐，他在記錄這段歷史的時候寫道：

趙盾弒其君。

趙盾自然不幹，於是找董狐理論，說記錯了，是趙穿殺的，不是我。

董狐告訴他，趙盾你身為晉國的上卿，出逃沒有逃離國界，得到國君死亡的訊息之後返回京都，也沒有立刻追捕凶手，所以這個責任就要由你來負。

董狐的這種耿直做法和理性思考，揪出事件背後真正的成因，這是一個正直史官的態度。

這一階段裡，史書還是可以被當時的人所看到的，而在更早的時期，除了史官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看到當代的歷史，即使是一國之主也不行。

曾經就有諸侯國君非常好奇史書是如何記錄當代事件的，於是就向史官索要正在記錄的史書典籍。

史官很明確地告訴他，根據傳統，史官撰史的目的是為了流傳後世，而不是記錄當代。所流傳下來的史書是為後人提供借鑑意義，讓他們學習、警醒。

所以，當代的史書都要封存起來，除了史官之外任何人不允許觀看，否則會懾於強權，失去了修史的目的。

這也是史官撰史的初衷。

而這種傳統在整個國家逐漸形成大一統的趨勢下被權力的集中所改變了。

分封制逐漸瓦解，史官雖然還保留著一定的獨立地位，但隨著君權的逐漸集中，不允許那些能威脅到其地位的權力繼續存在，修史這一影響千秋萬代的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

秦始皇時期就有焚燒各國史書的事件發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干擾修史工作的做法。而漢武帝更是直接刪改《史記》，說明在這一時期裡，史書造假就成為了一種常態。

如果從後世的史書記載來看，更是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後對史書的刪改，掩飾“玄武門之變”的血腥表現，並且太子李建成這一支王室成員到底去了哪裡，並沒有寫入史書當中。

而最為奇怪的是，在當時名聲大噪的“李白”，其身世在整個唐代的歷史典籍中都諱莫如深，只知道他是王室中被罪徙的一支，有人懷疑他就是太子李建成的後裔。

而清代史書更是形成了一個套路，那就是貳臣和遺民之間的互不來往。

但實際上，史書中雖然記錄這兩個群體之間有著深仇大恨，但實際上很多人之間都相交甚深，互相拜訪、書信往來都極為頻繁。

這些都是“史書”造假的鐵證。

如果說中國的史書在一開始還是沒有動機造假的，那日本的史書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造假的道路。

日本是一個受到中華文明影響很深的國家，至少在三國時期就與中國建立了聯絡，在隋唐時代更是達到了鼎峰。

有趣的是，這一國家雖然學習中國的各項文明，但唯獨漏了“史學”這一領域。

而等到如《史記》、《漢書》這樣的作品在日本大為流傳的時候，他們突然發現好像對自己國家的由來、發展並不清楚，於是就開始了史書撰寫。

那麼，在這樣一種心態的影響下，其實他們並不清楚這個國家在初始階段經歷過什麼事情，沒有史料流傳，只能依靠一些傳說來編寫史書。

因為對中華文明的瞭解愈深，日本當時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史書”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們苦惱於傳說的五花八門，沒有定論，就將這些記載彙集起來，選定刪改，形成了一部作品，叫做《古事記》，裡面所記載的事件多不可信。

在《古事記》編撰約十年左右，日本終於寫出來第一部有組織的國史，名字叫做《日本書紀》，是用漢語寫成的。

這個書名很有意思，本來叫做《日本紀》，模仿的是《漢紀》、《後漢紀》，後來又開始模仿《漢書》、《唐書》，就加了個字，成為《日本書紀》。

而其中的記載也非常有趣，採用甲子紀年的方式，體例也仿正史本紀。內容多抄襲中國史書，尤其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這部作品不僅杜撰史事，將本來沒有的故事描寫得有模有樣，還大量抄襲、拼湊中國歷史典籍和神話傳說。

比如書它在開篇中所描繪的開天闢地事件，就是拼湊《淮南子·俶真訓》、《天文訓》等等典籍；就是天皇遺詔都是抄襲了《隋書》中文帝的詔書。

不僅如此，它還為了提高本國的歷史地位，扭曲、抹殺向中國學習的歷史事實，將其對中國的朝貢行為篡寫為中國向日本朝貢。

我們舉兩處例子來證明其史書造假：

五十八年冬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六年夏四月，吳國遣使貢獻。

這些都是逆用了歷史事實的記載，實際上是南北朝時期日本五倭王向南朝進貢。

而日本史書還有一處非常明顯的造假行為，那就是關於時間的記錄。

日本為了獲取“中華”這一名號，極力抹殺向中國學習的歷史事實，力圖證明日本歷史不遜色於中國。他們採用的方法就是將事件發生的時間提前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大概是六百年左右。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日本古典作品的時候會發現，造紙術在日本的普及時間要比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的時間還要早，就是這種原因造成的。

所以說，中國的“史書”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一個是因為干擾較少，大部分都比較可信，而史料留存也比較多，即使某一些作品出現了問題，在其他資料中也能找到蛛絲馬跡。

而像日本這樣修撰史書就是純“造假”行為，並不具備太高的參考價值。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其實史書對於很多重大事件的記錄是一定會有的，史書造假這個比較難以確定，但是會進行粉飾一下。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但寫史書的史官是人，人就會有思考，有思考就有立場，難免不客觀，會主觀。雖然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直筆寫史的傳統，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其實，董狐把殺寫作弒就帶有主觀道德評判色彩，那麼，史官在在歷史事件的取捨上就會為他的主觀立場服務，這是會誤導我們的。

既然大肆推崇董狐的人品，按照兩元論的觀點，更不乏道德低下，人品齷齪的小人混進史官隊伍，編《魏史》的魏收就是例子，他先生在編史時公然收賄，放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褒貶人物全憑個人恩怨及好惡，所以，魏收搞出來的《魏史》只能算是茅坑文學，史稱“穢史”，可信度自然是要大打折扣。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聽過一句話，“歷史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因為政治需要，所以統治集團有系統的篡改編寫歷史。

由此可見張獻忠屠四川說法的荒謬，因此，後人分析，滿清是為了鞏固統治的需要把屠川的屎盆子扣在了張獻忠（當然張也不是好鳥）頭上了，通過《明史》而成鐵案。

個人以為，很多史實的佚失無考，史官的道聽途說或者文學情結造成的文學演繹，比如司馬遷《史記》中的“沙丘密謀”，這事件絕密而詭異，不入第三人耳，但司馬遷好象列席參加了密謀，他把這事寫得象一場舞臺劇，呵呵，固然好看，但不可信。

那我們讀史如何取捨判斷呢？我認為根據脈絡讀史是對的，大歷史的脈絡走向應當是清晰的，是不易篡改的，關於細節，只能是細讀、深思從而作出自已的判斷了。

盡信書不如無書!

史書是否會造假？我想這是有可能的，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我們現在看到的二十四史，都是上一代王朝的替代者書寫的。就比如新唐史是宋代書寫的唐朝歷史。每一代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統治階級的合法性和出於教化萬民的目的都會有意無意的暗示史官修改一下歷史！

統治者為了自身的統治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政策會讓後世和民眾產生一定的意識錯誤讓一些對的事變錯，錯的事變成真的。但是一定也會有些人在這個教化愚弄萬民的宣傳中保持清醒，這也許就能解釋一下野史的存在。也許某些野史中的記載才會是真的。正所謂從來空穴不來風，蒼蠅不叮無縫蛋。有些事情和野史絕對不會是憑空想象出來的。

就比如曹丕為了得到漢獻帝的禪位暗地裡用了何種手段來逼迫漢獻帝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從流傳下來的史書才能得知。曹魏政權和司馬晉朝政權得來的手段都不是那麼光彩的事情，為了美化自身他們一定會改變一些事情讓史官的著重點不同。在史官的記載中美化他們。還有關於秦始皇、項羽殘暴不仁的記載，我們承認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於這兩位的記載有一定的客觀、公平但是也不可否認的是司馬遷為了史記能夠流傳下來還是做了一定的妥協。漢朝算得上是替代秦朝，它的起家過程是起義就想當於就是叛亂謀逆的大罪，為了教化民眾於是就將秦始皇刻畫成為一個暴君的角色，於是漢朝就相當於承接天命討伐暴秦而不是反叛。

但是我相信中國史書可信度還是有90％以上的，因為中國史書中還記載了很多大臣，這些人雖然有一人一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擁兵百萬的將軍但是這些人畢竟不是統治者，史官在記錄他們的一生時不用顧慮那麼多都會如實記錄下來的給我一個完整的歷史！

最後我想說什麼東西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完全和現實一致。古代之所以會選擇寫史書也是為了能夠讓自己流傳千古讓後代知道自己，誰會在自己身上加上汙點呢！所以有些時候不能太過於較真，想要知道最真實的歷史也許只能選擇做一臺時光機穿越到過去自己親身經歷眼見為實。

史書是可以造假的，自古就有信史、野史、假史之說。

為啥要造假呢，因為歷代寫史的人要麼受統治者控制，要麼就是統治者的一員，所以肯定不會把醜史、惡史、吃人史留下來。

當然正直的寫史人不是沒有，比如司馬遷，他給自己定的寫史原則是“不虛美，不隱惡”，追求秉筆寫史。

但是統治者也不是沒辦法，一是組織修史，通過編修歷史，刪除那些“自己見不得人”的歷史，甚至加進去一些私貨篡改歷史，美化自己；二是毀史或者說是滅史，毀壞滅失前朝或者敵對方的歷史，然後替他們編造一部歷史，讓後人信以為真，更有甚者殺掉寫真實歷史的人，比如焚書坑儒；三是“封史”，雖然一些與己不利的真實歷史沒有被毀掉，但是卻被密封起來，除非統治者被推翻，否則讓其永無見天之日。

所以有人說“歷史是個人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是歷史也是有韌性的，無論統治者怎麼做假，總會留下真實的“蛛絲馬跡”，讓歷史研究者去濾盡黃沙始見金，找到些更接近真實的歷史，這將是對統治者的嘲弄，就好比扯掉了他們的底褲，但付出的是時間的代價和普通人的長時間被愚弄。

誠邀，歷史都是勝利者寫下來的，造假與否，小編在這舉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樂不思蜀”，來簡單分析下，成語意思是說蜀後主劉嬋，只顧自己性命安危，而讓蜀國江山付諸東流，那麼歷史中的後主是什麼樣的呢？

首先，在三國時代，新君殺舊主的做法很罕見。周赧王和漢獻帝，他們都是善終的。秦王子嬰，後被項羽殺了，成了項羽殘暴的例證之一。曹魏的曹奐，被司馬家族廢位，同樣沒有殺他。即那個禮義綱常還沒完全崩壞的時代，大家基本上都遵從古制，政權更替並不會威脅到君主的性命安全。所以說後主為了保命而裝瘋賣傻是不成立的。

第二點，從三國另外兩個魏、吳亡國之君曹奐、孫皓來看，劉禪也是三者之中最有可能生存下 來的亡國之君。

曹奐，作為魏的最後一位皇帝，晉朝便是從他手中“竊取”而來。危險重重，既然曹奐都沒被刺死，劉禪又何必是驚弓之鳥？

孫皓更甚。作為一名三國裡最有名的暴君，國亡後他被押解到晉國，依舊不減狂妄。多次抵撞司馬炎都未被處死，那麼劉嬋為什麼會死呢?

最後從全域性來講，司馬氏真要殺劉嬋這個亡國之君，豈不是比踩死一個螞蟻還容易？為什麼還要看劉嬋的“表演”呢？所以，劉禪的“樂不思蜀”言論，和他沒被賜死關係真的不大。說他為了活命而裝瘋賣傻，並不符合歷史實情。史書也會造假。

後世的跟多史官早就忘記了記史的初衷，早先的史官記史是為了讓後世知曉，力求真實，是真的史筆如鐵，殺身成仁。但後世史官很多僅將之看做上頭交給的工作，後世看得真不真跟他們有毛關係，犯不上配上身家性命。

春秋齊國大夫崔杼殺齊莊公，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啊，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齊莊公之死寫成得暴病而死來寫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崔杼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齊國的史官一連五人，雖斧鉞相加，不改其志，毅然捍衛史官尊嚴。

但反觀清朝在大掀文字獄之後，連寫詩寫文章都要畏畏縮縮，張廷玉他敢不給清朝舔臭腳，抹黑明史嘛，他會有失職求生，不如去死這種覺悟嘛？

對於這個問題，我感覺沒有什麼疑問，史書是一定會有造假的。

史分為正史與野史，正史通俗來說就是皇帝家造的家譜，裡面可能記錄皇室和大臣等等的言行，但試問，像史書這樣細緻入微的記載，真的有人親眼見過嗎，就好像皇帝與大臣的私密談話，既然是私密，如何能被史學家知曉？史學家是當時的史官，也可能走漏風聲，不能因為僅僅為了記錄史事而不惜放棄當下的事情。不過對比野史來講，正史的真實性往往遠勝於它，因為隨著歷史的發展，史官們的職業操守也是逐漸增強，不能單一地用勝利書寫的史書來一筆帶過史官堅持事實，不畏強權的努力。

在我看來，野史是正史的一種補充，雖然可能會有很多虛假內容，很可能是人們互相傳播中出現的過分想象，但無可辯駁的是，正史固然重要，但野史是正史重要的補充，畢竟就算史官再堅持自己的操守，權力還在統治者手中，他們有的是辦法來修改史書，對於自己進行美化，畢竟誰不想青史留名呢？只有廣大的下層民眾能夠在暗處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暗流湧動是統治者所不能阻止的，任何的所謂謠言都是基於一定的證據事實，野史也是基於一定的事實，只不過會有很大程度的改變和扭曲而已。

所以，我認識歷史造假在所難免，畢竟大家並不是聖人，古代也會有很多戰亂導致對史書的損毀和修復，過去是什麼樣的已經不太重要了，我們只有以史為鏡，以正衣冠，看好當下，創造將來。

只要是人寫的東西，都有可能造假，特別是歷史書，流傳至今，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現代人研究歷史的時候，參考不同的文獻，就發現了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皇帝大範圍造假，有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搶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然後便將朱允炆的事情大面積地刪改，幾乎就是從歷史上刪去了這麼一個人，將他的父親的洪武年號從31年增加到了35年，抹去了建文的年號。並且將他的出身改到了馬皇后的身上，變成了馬皇后的兒子，其實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宮妃的兒子。通過這樣大面積地修改歷史，朱棣好營造自己是嫡子，繼承皇位順理成章的形象。

按理說，這也算不得造假，但也面前可以說這樣的歷史是“假”的。差不多是商朝之前吧，有夏朝和處於有無之間的“虞”朝，沒有找到任何相應的文字，所以那些時候的故事就變成了神話流傳了下來，漢朝司馬光寫《史記》的時候也將其紀錄了下來。

不過神話不一定是假的，但因為是口口相傳的，所以後來寫進史書的內容一定會跟現實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