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習法學時，我對一句法諺印象深刻，“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它有兩種翻譯，“正義或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遲來的正義非正義”。

這兩句翻譯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是英語作文常用句）：前者側重於實體正義，在劉忠林案中，可能由於刑訊逼供、非法證據沒有排除、刑偵技術缺陷等原因釀成錯案。但是隻要我們發現了錯誤（真兇落網、“亡者歸來”、申訴），就要啟動再審程式（審判監督程式）重新審判；

後者側重於程序正義，在已經披露的劉忠林案有關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的公檢法涉嫌程式嚴重違法。劉忠林帶傷出獄，是否遭受了刑訊逼供。一審中，僅僅依靠劉忠林的口供（15次口供6次是不認罪的）和某個沒有出庭的村民的證言（也經過多次“反覆”）就“坐實”了劉忠林有罪。當一審法院宣判後，劉忠林當庭表示上訴，然而並沒有進行二審，而是由吉林省高院直接核准了一審死緩的決定，非法剝奪了劉忠林獲得二審的權利。2012年3月吉林省高院決定再審，直到今年4月再審宣告無罪，整整過去了6年，遠遠超過了刑訴法規定的再審不得超過6個月的規定。更加諷刺的是，劉忠林早在2016年1月就已經刑滿釋放，成為了羈押時間最長的“蒙冤者”。對劉忠林而言，即使再審結果是公正的，但是正義真的來的太晚了，給劉忠林帶來了更多的傷害。

然而相比於呼格吉勒圖、聶樹斌等已被執行了死刑的人來說（對於他們，遲來的正義絕非正義），正義女神終究是眷顧到了劉忠林。但是對劉忠林案的反思、追責遠遠不能限於此。在我看來，劉忠林案可以給予我們的啟示主要有兩點：一是完善制度建設，增加剛性約束，減少公檢法的自由裁量權，如近年來制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有被告人口供不能定罪的原則；二是當事人面臨的申訴立案難、超審理期限投訴難等問題，給予其救濟渠道，對相關工作人員予以問責。

被冤坐牢“26年”，“黑歷史”的身份該如何平反? “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為人要善良，對人要和善，一個小小的孩童都知道，而在社會中很多的大人卻都做不到。人們會因所謂的“黑歷史”而完全否定一個人，甚至是歧視這個人，他們認為坐過牢的人就不能和他們共事，就不能和他們做朋友，就不能被這個社會接受。而劉忠林就是其中被歧視的一個。 4月20日上午，吉林省高院再審宣判認定，劉忠林無罪。因故意殺人罪被關押26年的劉忠林，在經歷6年再審後，獲得了無罪判決。 人人平等，不因過去看未來，即使是坐過牢的人，也應有自己的尊嚴，也應被社會接受。被定罪的時候，他僅僅23歲，事發後27年，他已經50歲了，才被判定無罪。與社會的脫節，他的“黑歷史”身份，都顯出他與社會的格格不入，刑滿釋放的兩年裡，他換掉過3份工作，最長的幹了4個月，最短的只有3天。這些不平等待遇都與他的“黑歷史”有關，也與社會保障和人們對他的看法有關。 對人要和善，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重新生活。如果你犯了錯，那你希不希望別人能夠原諒你，希不希望這個社會能重新接受你。一個人犯錯了，我們到底要不要原諒他，到底要不要給別人一個機會，更何況他本來就沒有錯，而是冤枉的，那麼他為什麼要一輩子頂著“黑歷史”的帽子，人們又憑什麼歧視他。 有些錯不是他們本身的錯，而是社會環境的影響。人生來就不是一個壞人，如果不是有什麼心理問題或者無路可走，誰會主動去傷害一個人，主動去搶劫，甚至主動無緣無故去殺人。而坐過牢，受到懲罰的人，我們要給他們重新開始的機會，而不是冷漠的對待、白眼，甚至是謾罵。有多少人出獄後是因為受到社會不公平的待遇，沒有工作，沒有人關心又重新走上歧途的，不是他們不想重新做人，而是他們沒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他們沒有生活來源，被人歧視，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都讓他們對生活充滿敵意，對社會產生不滿的情緒。 即使是有“黑歷史”身份也應該有平等的待遇，何況他不是真正的殺人犯，卻被冤枉有了“黑歷史”，更應該還他一個清白，一個被別人平等對待的身份。劉忠林現在的工作要每天4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他覺得太累了，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他想換一個合適的工作。然後再重新蓋房子，有一個住處。對劉忠林來說想過新生活，平反自己身份就是第一步，其次是要爭取國家賠償金。 對於有“黑歷史”的人要有一定的社會保障，除了在監獄裡教育他們重新做人，也要教給他們一技之長，讓他們能在社會上立足。在出獄後隱藏他們的“黑歷史”身份，給他們找一個穩定的工作，讓他們能夠平等的融入社會，如果是怕他們繼續危害社會，可以不定時查驗他們的生活狀況。如果還能繼續平穩的生活，誰還想再回到監獄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