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至秦改分封制為郡縣制，但由於歷史的侷限，和統治階層的需要，整個國家在制度上其實是不統一的，各級地方政府，甚至各大世家的家族管理就是一個縮小版的國家制度體系。這種複製版的社會治理結構有著天然的離心力，當一個國家民族的中央集權強大時，離心力還能壓制，一旦壓制不住，就會分崩離析！宋祖只看到藩鎮割據的外在表現，看不到整個社會制度問題的實質，重文抑武，舊的問題沒解決，反而引來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科舉取土，完全靠考試，領導好惡決定國家官僚，徹底拋棄功勳在制度中的上升通道，高薪養廉讓平臺的作用凌架於一切之上。有平臺就有一切，做不做的好，有沒有功於國，有沒有做出成績都不重要了！故血性喪失，和談者眾，也使中華民族首次讓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明朱元璋起於微未，仇視封建地主階層。但限於歷史的侷限，他同樣未找到解決週期律的方法，反而用最自私，最無恥的方法來延續其朱家統治世代綿延，以反貪為名，去掉了立國的大部分功勳階層，殺掉了大半個文人官僚中層，真理前進半步是謬誤，反貪沒錯，但反貪擴大化，一次殺一二萬人，就不得不讓人懷疑其本意！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隨著于謙的冤死。整個明王朝的封建統治其實質在國家層面上已經滅亡！沒有精神，沒有方向，只有生存的本能，明朝中後期的官僚體系大部分精力都在搞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國家，民族，正義都不在考慮的範圍內！而且最可怕的是，由於制度設計的缺陷，各級的官僚抱團取暖，各成體系，皇權威信統治力的下降，皇權還拿他們毫無辦法！軍事的複雜性，殘酷性決定了軍事指揮官很難不犯錯！不能全勝，大勝。有時還要有點失誤。在明朝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下，熊廷弼，毛文龍不死才是奇蹟！

明朝的所有者，明皇帝自“五人碑記”事件後，實際上已經丟掉了國家的大部分權力，所以，真正為明朝奮戰的將軍必然會被東林黨等士人集團殺害，就如秦檜要殺岳飛一樣。除非自汙並投入他們的利益集團。如韓世忠強買大量土地也成為士人集團一員。

到了明朝末年，一個朝代就像是一個生病的老人，他已經沒有辦法透過代謝來消除自身的疾病。全國上下已經亂成一鍋粥。遼東的金人虎視眈眈。全國上下農民起義亂成一片。朝堂之上政治集團勾心鬥角。此時此刻，崇禎皇帝對當下現狀已經是有心無力。熊廷弼與毛文龍雖然都是對朝廷有功之人。但是沒有朝堂政治勢力的庇護。反而是處處受人排擠和迫害，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熊廷弼是文官，屬於楚黨，死於黨爭，他非常有能力，但是不善於交際，每次去遼東迅速穩定局勢，壓制住後金取得優勢，然後東林黨就冒出來搶功，剝奪他的指揮權，然後局勢急轉直下一發不可收拾，他是被活活坑死的。

毛文龍死於明朝以文御武，以及貪腐成風的大環境。他是草根出身的武將，本來就被遼西軍閥們看不起，但他功勞很大。招撫了上百萬的遼東難民。斬獲俘虜數量經文官集團清點確認的是關寧軍的十倍以上，袁崇煥就幹過這工作。不斷下毒用間策反謀殺襲擊，被皇太極列為遼東首惡，最後扒了他的墳。八年一共拿了軍餉不滿一百萬，還不到關寧軍一年的三分之一，袁崇煥五年平遼第一年就是三百七十萬。勢力範圍和游擊區緊貼後金大本營，每次後金遠征東江鎮主動出擊，使後金在外時間很短就被迫返回。

但是毛文龍不聽話，不肯歸附文官集團，因軍餉被漂沒貪汙與他們對抗引發仇恨，得罪了整個文官集團，即不肯分錢也不肯分功，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閹黨對他都不滿。天啟在丁卯之役時派人觀戰調查，對東江鎮的作戰很滿意，對袁崇煥關寧軍的不作為很不滿，打算把東江鎮的軍餉提高到一百萬，也就是翻四倍，這也徹底得罪了正在集體瓜分遼餉的文官集團和遼鎮武將們，沒多久天啟就死了，加餉不了了之。

文官武將們對他都不滿，怎麼可能活的長，他被殺是眾望所歸，袁崇煥只是代理人，那些被他救了的難民可沒說話權。

“先是錦衣衛以斬帥主欵二事究問袁崇煥根因，據崇煥所供，斬帥一事則龍錫與王洽頻以書問之崇煥，而崇煥專斷殺之者也，主欵一事則崇煥頻以書商之洽與龍錫，而洽與龍錫未嘗許之也”《崇禎長編》卷三十八。

也就是錦衣衛詢問袁崇煥關於殺毛文龍與後金議和的兩件事的根由原因，袁崇煥交代處置毛文龍的事，內閣次輔和兵部尚書（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反覆寫信給袁崇煥，袁崇煥決定動手。暗地議和的事，袁崇煥反覆寫信給內閣次輔和兵部尚書，他們沒有答應。

最後，袁崇煥如果要議和，與後金仇深似海反覆糾纏不清的東江鎮難民游擊隊也是最大的障礙，毛文龍自己都死了全族，所以處置毛文龍與東江鎮也是議和成功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