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佞幸列傳》是西漢文學家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的一篇，該傳是記述漢代佞臣鄧通、趙同和李延年等的合傳，揭露他們無才無德，卻善承上意，察言觀色，專以諂媚事主，甚至不惜喪失人格，吮癰取寵，以及他們恃寵驕橫，奸亂永巷的醜惡行徑和骯髒的靈魂，進而婉轉地諷刺和鞭撻了文、景、武等帝的任人失當，重用奸佞的弊端。司馬遷在文章中對此感慨良多，表現了他對漢代現實政治的失望和對未來政情的憂慮，也反映了他的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此文今天依然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提醒我們選人、用人一定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對德與才有精闢的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司馬光這一論述提出的選材標準是：“苟不能得聖人君子，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現在我們黨提出的好乾部標準是“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就充分體現了德才兼備這一標準。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出自《史記·佞幸列傳序》：“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簡言之，也就是：賣力耕作，不如逢個好年景；善於做官，不如碰個好官運。意即無論多麼勤奮的農人,辛勞一年所能獲得的收入,總是比不上豐年時的收成。入朝為官的人不論多麼盡忠職守,努力工作,其所受重用的程度卻總不如遇到良好的機緣,獲得君主的賞識,能建立良好君臣關係的人。舊指依照常規努力，比不上有個好運氣。

在當下，如何看待個人能力和機遇的關係，我認為首先沒有能力不行，但有能力還需要發揮能力的舞臺，這就需要機遇，因此有能力沒有機遇也不行；其次有機遇沒有能力也不行，一是你把握不住機遇，二是你用不好機遇。當然也一些能力一般、機遇好的人，無論從政還是經商都能事半功倍，讓人羨慕不已，《增廣賢文》有：“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對有抱負有能力的人來說，機遇就太重要了，因為一旦有“天”助，能“遇合”，則可一帆風順，平步青雲，但這樣的機遇太少了，這種情況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每個人還是腳踏實地，努力工作，靠自己積極創造條件吧！

司馬遷這句話出現在《史記.佞幸列傳》中，有一語雙關之意。除了指斥佞臣透過各種溜鬚拍馬獻媚獲得皇帝的寵愛身居高位，而那些老老實實刻苦做事的人，窮盡一生的努力也不及佞臣的地位顯貴以外，暗地裡還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平臺很重要，人的成長環境很重要。

《佞幸列傳》中有兩種人:一種是得到皇帝的寵愛一事無成最後身敗名裂的人;一種是得到皇帝寵愛卻能建立豐功偉業的人。前者是指韓焉等人，後者則“點名”衛青、霍去病。眾所周知，衛青與霍去病十分受到漢武帝的信任和賞識，衛青統領漢武帝的近衛軍——羽林軍;霍去病年紀輕輕就任“侍中”一職。侍中，雖然不在“三公”之列，卻是皇帝的近臣，基本上是寸步不離皇帝的左右，陪伴皇帝參政議政、讀書生活。這種環境下對一個人的成長有什麼影響呢？影響重大!

正如我們今天所說，“孩子在什麼環境下成長很重要”。一個積極的環境下成長的人，必然是個積極的人。那麼當時衛青和霍去病所處的環境，恰恰是整個漢王朝的政治中心，與之相伴的也是大漢帝國的核心人物——漢武帝。

漢武帝初期的漢王朝是個思想、學術、成就人物雲集王朝，各路頂尖人才都集中在漢廷之中，著手為漢王朝做一件大事——更化改制。這是一個時代的大變遷，大轉變。是從有漢以來信奉的“黃老之學”到“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的深刻變革。漢武帝作為這個時代的核心，全程參與聽政議政和下令各種政策實施，作為漢武帝帖身寵臣，在這種環境下耳濡目染，必定比身在市井的一般士人更有才識，認識事物更深刻。

這種賢良滿堂環境下成長的人，自然要比環境良莠不齊環境下透過自身不斷刻苦努力成長起來的人獲得能力更快捷，更有效，他至少少走了許多常人的彎路。“賢良一句話，勝讀十年書”。青衛和霍去病在皇帝身邊，可謂無時無刻伴賢良，而且還是帝國最頂尖的賢良。相比就算社會地位較高的許多人，也是沒有這個環境的。

司馬遷對於身處這種優越環境的人，滿滿的“醋意”，但並沒有影響他客觀看待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利害面。利，是利用這種獨一無二的環境成就自己;害，自恃環境優越驕縱墮落。韓焉是後者，衛青霍去病則是前者。司馬遷盡書佞幸之害，然也“點名”“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自進"。在這個優越環境下沒有迷失自我，懂得利用這種有利環境成長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