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特殊，也很有意思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歷史發展，演繹的轉折，分化，分裂，動盪時期，前後持續了長達三百多年。

黃巾起義，不僅撼動了漢朝統治根基，而且顛覆了漢朝“獨尊儒術”的政治思想理論基礎。面對綱紀毀壞，崩潰與戰亂所造成的滿目瘡痍，諸多貴族階層中的有識之士開始重新尋求治國之道了。最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就是曹操了。

曹操倡導法治，為了網羅人才，唯才是用，並弄了一個《求逸才令》說：“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旳人亦可，真是不拘一格啊！

毋庸置疑，曹操此舉，是適應了當時的社會，時代要求的，同時也加速了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崩潰。

緣於此，魏晉時期，逐漸出現，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其理論基礎，表現形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玄學。

魏晉玄學內涵很複雜，思想傾向也不盡一致。事實上，魏晉玄學屬於一種思辯哲學。

誰在做？就是一幫上層士大夫，以及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大致還有一夥佛教徒吧？他們對宇宙，人生，人類社會進行了廣泛而龐雜，並帶有思辯性的純哲學性的思考，探索。這就是所謂的魏晉南北朝興盛的“清談”風習。說實話，這對中國哲學思想的豐富，發展起到了進步作用。

儘管社會動盪，戰亂頻仍，但是新的社會思潮，以及“清談”風習，改變了士大夫，知識分子人生追求，生活習慣，時尚慕求，價值觀，儒家的道德規範，教條，以致禮教約束，均失去了效力與作用。一種符合人性的，返樸歸真的自然形態的生活，成為他們追尋的目標。

因此，從文學創作，藝術表現形式，審美意趣，學術思想，風氣等等方面，魏晉南北朝均有特殊的建樹。

中國歷史自秦始皇統一之後，雖然又長又雜，好歹各個朝代更替，也算井然有序。但是偶爾也有例外，比如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 今天來簡單聊聊號稱風流時代的魏晉南北朝。 複習：魏晉南北朝歷史 東漢末年分三國，烽火連天不休。

420年，南北朝疆域雛形 這時，就進入了南北朝時期。 劉裕知道世家大族對皇權的威脅有多可怕，於是他認為還是們錢沒地位又肯奮發向上的讀書人最靠譜，然後又秉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將兵權交給自己的兒子們。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決定使得皇子們不顧手足之情，為奪皇位相互殘殺。 南朝宋的歷史比較有趣，讓我們來建立一個表格，理一理順序： 武帝:劉裕(勵精圖治) 420——422 自然死亡 少帝:劉義符(昏庸無道) 422——444 死於政變 文帝:劉義隆(先期賢明,後期昏庸) 444——453 兒子篡位 無記載:劉劭 453——453 被兄弟殺死 孝武帝:劉駿(品行有缺,窮兵黷武) 453——464 自然死亡 廢帝:劉子業(荒淫無道,嗜殺成性) 464——466 被叔叔殺死 明帝:劉彧(先期賢明,後期昏庸) 466——472 自然死亡 後廢帝:劉昱(凶狠殘暴) 472——477 死於政變 順帝:劉淮(傀儡皇帝) 477——479 死於政變

道教中的神仙形象 魏晉南北朝的主要文學成就還要提現在詩歌創作上。對兩漢文學的繼承與演化，在五言古詩和辭賦方面痕跡最明顯。 士人在學習漢樂府的過程中使五言律詩登上高峰；以駢文（對偶句）形式出現的抒情小賦，又使漢賦得到了發展。代表作家有“三曹”、“建安七子”、蔡琰、左思、陶淵明、“大小謝”，另外還有“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和嵇康等。

竹林七賢 人物品評和文學品評作品開始出現。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等論著還有蕭統《文選》、徐陵《玉臺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的高峰。 魏晉時期不僅出現了人物品評作品，還出現了新的文學體裁：志怪小說。代表作有《搜神記》、《世說新語》。繪畫：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繇等畫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漢畫的技藝和風格，一方面又受到了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繪畫表現手法的影響，在繪畫理論和表現手段方面，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

傳說中的《蘭亭序》 書法上出現了書聖王羲之以及他的《蘭亭序》。在音樂上出現了《廣陵散》和《蘭陵王入陣曲》。還有什麼數學啊，地理學啊，農學啊，醫學啊等等都取得了階段性的進步。 叛逆一代的風流 什麼是魏晉風流？官方解釋：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 將官方語言通俗化，具體形象化，魏晉風流其實就是：喝酒、嗑藥、侃大山、同性戀和對顏值的變態追求。 魏晉時期名士飲酒不分時間，不分場合，不看官位並且想喝多少酒喝多少。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嗜酒如命，甚至“脫衣裸行於屋中”，還有酒叫劉伶醉。另一位七賢之一的阮咸經常大擺幾桌叫上親戚朋友一起喝酒，甚至人喝醉了，就和豬一起喝。

趴在酒罈子上的劉伶 沒錯，魏晉南北朝的名士們有一項娛樂活動就是聚眾嗑藥，這種藥叫——五石散。據說五石散是張仲景用來治療感冒的，後來被發現這藥吃了以後精神煥發，而且竟然還有美白的作用，於是大家便把它當做保健品零食吃。吃了五石散精力充沛，渾身發熱，需要運動來發洩，“散步”也是這麼來的。 魏晉時期流行清談。清談就是指不結合現實的實際情況，空談理論。清談的內容簡單來就是我生從何來，死往何處，宇宙是否有盡頭，時間是否有長短，過去的時間在哪裡消失了，未來的時間又在何處停止……總之就是沒有治國安邦平天下的具體措施，其實就是閒的無聊侃大山。

首先，這是有歷史淵源的。清談基本上可以分兩個時期來看待，一個是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另一個就是被後世所誤學誤用，並最終導致國破家亡。

魏晉過渡時期，經歷了連年戰亂，中華大地上早已生靈，而朝廷內部也是勾心鬥角，派系之爭愈演愈烈。在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後，開始拉攏士這一階級為己所用。於是便出現了一批心向曹魏、不願充當“三姓家奴”的士人。這裡以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是其中的代表，而嵇康本人則是那一時期的清談鼻祖。

這一時期的清談仍然是出於理想不得志的轉向，對現實的失望，屬於正常狀況。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股風氣就漸漸變了。

西晉末期，為了模仿嵇康等士人的左派，出現了八個曠達不羈的士人，號稱“八達”。他們經把自己關在小屋裡，披頭散髮，赤身裸體，連日酣飲。他們自以為襲承了竹林七賢的風範，然而他們的舉止僅僅是“得其形而忘其意”，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理解嵇康等人思想上的境界，因此更缺少了批判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他們的行為，僅僅是一種麻痺而已。

在嵇康去世後，他所留下的嵇氏四弄流傳於大街小巷，然而當初鏗鏘有力的絃樂早已變味，淪為了上層士族附庸風雅的玩物。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國家，人分三六九等，但等級在很多朝代並不是固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孔聖人提倡“有教無類”，影響了後來的歷史。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只要你飽讀聖賢書，有一定的才幹，都有躋身上層社會的可能，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

但從魏晉開始，這個等級制開始逐漸固化、僵硬。官員選拔制度由漢代的薦舉制，取而代之的是九品中正制，雖然出發點還是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但在實際操作中由原先的考察“人品”逐漸演變成考察“官品”——官職的品階，也就是說你的官職的品階是上品，那麼你的子孫後代也是上品，而你的官職很低屬下品，如七品芝麻官，那麼你的家族成員也是七品。

士族既然按照門第和血統來確定官位，那麼官場上就缺乏競爭性，他們可以不用在“德行”上約束自己，也不用在“才幹”上修練自身，他們可以毫無“德才”可言，但是卻可以憑藉自己的出身成為政府高官。如果他們繼續在“德才”方面與人競爭，他們沒有任何優勢。那麼，他們要如何維持佔據高層的正當性？他們就在文化上做文章，他們除了強調出身的等級差別，標榜自己的高貴血統，他們還必須作出一副故作高深的高階派頭，讓自己的行為變成理直氣壯，讓庶族寒門對他們肅然起敬，不敢覬覦他們的地位。

那麼，清談就是最好的工具，足以讓他們佔據文化的制度點，讓他們有一副人模狗樣的高階派頭。

清談的內容是所謂三玄：《老子》、《莊子》、《周易》，言談所及不外乎自然玄理。喜歡魏晉風流的人往往美其名曰：迴歸自然、人的本體意識的覺醒，他們從名教倫常中徹底解放出來，迴歸人的本性。但是，作為政府高官，他們的言談從來就不涉及治國方略，儒家所極力弘揚的士大夫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在他們的清談中蕩然無存。

他們建構起一套完整的語言和行為規則，言辭要雅緻機警，聲調要抑揚頓挫，舉止要閒雅瀟灑。在清談中，如果能夠得到最高層人物的一句褒揚，他們馬上可以身價百倍。因此，可以說，清談是他們的一種生存策略。

說起“清談”，我們可能馬上就會聯想到空談、扯淡、吹牛皮等詞，進而我們還會想到“清談誤國”。看，吹牛、扯淡都到了“誤國”的嚴重地步！這也難怪，“清談”在中國人的耳朵裡一直是個很不中聽的詞。

被視為辭書界權威的《新華詞典》，是這樣解釋“清談”含義的：

“清談，指魏晉時期統治階級中崇敬虛無，空談玄理的一種風氣。後也稱那些不解決實際問題的言談為清談。”

另外一部《現代漢語辭海》則解釋為：

“清談多指魏晉間一些士大夫不務實際，空談哲理，後世泛指不切實際的談論。”

名人對清談的看法

南懷瑾（1918-2012）先生對“清談”的看法是：

“世家大族們對於時勢國事，有心挽救而無力挽回，就與當時一般名士們群居終日，手把麈尾，清談玄理以逃避現實，等於任何一個世紀末期的人，趨向聲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為時代頹廢心理作用，因此以《易經》《老子》《莊子》為主的三玄之學，便應運而興，所謂清談與三玄，便是如此這般所造成。”

近來比較流行的看法，來自臺灣學者唐翼明。他是這麼說的：

“（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和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

關於清談

這與東漢的選舉制度有直接關係。東漢選拔人才主要有兩個辦法，就是“察舉”與“徵辟”。所謂“察舉”，就是地方政府根據國家需要，定期向中央朝廷推薦所需人才；所謂“徵辟”就是國家所需人才，不經過地方官察舉，而由皇帝直接下詔書徵召。

如：你要保舉某人做官，集中一群相關的人，談談你的理由，如果都同意了，就上報皇上。

漢末大亂，王綱解鈕，造成了“清談”風氣的再度興盛。然而，到了魏晉之際，特別是司馬氏執掌曹魏朝政之後，政治環境日趨險惡。

史書上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在這種情況下，清談或清議的內容就必然要發生變化。既然評論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容易招禍，可是又實在封不住自己的嘴巴，於是，這些實在忍不住想要說話的名士們，就開始改變清談的內容，不再對身邊的張三、李四等具體人物評頭品足，而是改為抽象地談論君子或小人。如此一來，清議就從原來的“核論鄉黨人物”，轉變為

“口不臧否人物”。“清談”

也由原先的具體人物評論，慢慢變成了不著邊際的談玄說虛，談論的內容也由以前的儒家務實的學說，轉變成為玄虛高遠的老莊哲學。這個轉變過程，也就是玄學形成的過程，而隨著清談向玄學的演變，它與現實社會之間的距離，也就漸行漸遠了。清談在曹魏正始至西晉永嘉之際，終於盛極一時，其流風餘緒一直延續，波及東晉南朝，清談的內容也不斷髮生變化，由老莊而玄學，由玄學而佛學，進而出現儒玄雙修、玄佛交融，甚或諸學雜糅，從而形成了迥異於北方的南朝學風。

魏晉南北清談的內容

魏晉“清談”的核心內容，是所謂“三玄”。“三玄”就是《老子》《莊子》《周易》這三部書。

除了“三玄”之外，清談家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題，還有：

（1）本末有無之辨；

（2）才性四本之論；

（3）自然名教之辨；

（4）言意之辨；

（5）聖人有情無情之辨；

（6）名家論理之學；

（7）佛經佛理；

（8）養生論；

（9）聲無哀樂論；

（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無論。

上述這些論題，有的是從“三玄”中提煉出來的，有些則是隨著玄學清談的不斷髮展，而增加進來的新內容。例如“佛經佛理”成為清談的主要內容，就代表了玄學在南朝發展的新階段。

那時參與清談的人，在某方面都是有特殊本領的人，稱為“名士”，相當於現在的網紅。但要出身名門，這是因為魏晉南朝最重門第。一般人是進不去，也放棄非常稱為名士。

關於“清談誤國”

“清談誤國”這句話， 也是當時清談名士們在“痛定思痛”之後的共識。

例如，素有“口中雌黃”美稱的大名士王衍，在被石勒俘虜之後，石勒準備殺他，臨死前他說：“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這是王衍不打自招。

但是籠統地說“清談誤國”，將“清談”一棍子打死的說法，既不準確，也不公正。如果“清談”除了禍國殃民、一無是處，統治者絕對不會聽之任之，而肯定要加以禁止。但實際上，不僅當時的許多執政者本身就是熱衷於清談的名士，就連皇帝有時也會興致勃勃地參加清談盛會。如東晉名相王導、謝安，二人都是國家的頂樑柱石，同時也都是著名的清談家，都有很高的清談水平。

魏晉清談是中國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現象，它伴隨著魏晉玄學的興起而發展，專指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談玄析理、詩文會賞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問題為內容的文人社交活動。由於當時社會動盪，儒家思想衰弱，文壇上重新掀起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文人們拋卻孔孟思想，開始主動探索文學價值功能，而探索的方式就是“清談”，即仕人們（文人）坐在一起進行人物品評、談玄說理、詩文唱和、即景抒情、高談闊論。魏晉清談既是仕人消遣生活、培養性情的娛樂方式，也是一種政治行為，所以本文認為魏晉南北朝，士人好清談而不做事，原因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統治者的信仰與推崇、佛教的傳入密切相關。

魏晉南北朝時期，三國紛爭、八王之亂、十六國混戰、朝代更迭迅速，在這300多年裡，幾乎沒有安寧的時候，戰亂和分裂成為時代的特徵。其中，東晉（317-420）歷時103年，朝代生存的時間較長，被譽為“偏安政局”，為“清談”創造了一個比較和平安寧的社會環境，東晉到鹹康時期，雖然與北方少數民族常有戰爭衝突，但卻沒有易朝代的威脅，使得曾在動亂時期壓抑的玄學思潮，迅速升溫，魏晉清談也在鹹康之後達到高峰，成為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現象。

曹魏時期，由於曹操出身卑微，不被朝廷貴族認可，便打破了兩漢時期的“察舉制”，極力推行“唯才是舉”，為“清談”中的人物品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導致東晉時期的士人選拔依靠“人品辭藻”，三國·魏時劉劭在《人物誌》中記載：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

劉劭認為，那些被稱為聖賢的人首先應該瞭解人的品質，再看他是否聰慧，考量之後，再確定授予的職位，後來曹丕以“九品中正制”來考察士人的做官水平，也是對“清談”的延伸。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的選舉不再是依靠出身的貴賤，而是清濁，正直者為清、邪惡者為濁；高雅者為清，鄙俗者為濁，所以這一時期的文人非常注重人格修養，不願與權貴同流合汙，他們或寄情于山水，或優雅隱居，或飲酒作樂，而不是關注朝政、精於士族，反倒是開啟了追求精神安穩富足的社會風氣，這一切都與偏安時期的社會穩定密不可分。

司馬睿在建康登帝位後，建立了東晉王朝，以王導和謝安為主的宰輔，都十分熱愛清談，處理朝政時也主張清淨之風，主張無為之治。王導是西晉太康年間時著名的清談領袖王衍的族弟，他自小受哥哥的影響，並且將王衍作為榜樣，並將王衍舉推為清談的精神領袖，可見王導的清談思想，是非常明顯的，據《晉書》記載：

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

這則材料是東晉庾亮對王導的評價，意在表明，王導在輔助君王的時候，不拘小節，也符合王導對時政的把握，他認為“為政務在清淨”，這種清靜無為的思想符合老莊的玄理——無為之治來管理國家。此外，王導在東晉建立之初，與裴成公、阮知非等人一起參加洛陽閒談會議，也能體現出王導作為宰執，對清談的認可，足以表明東晉的清談之風是一種政治風氣。隨著東晉政權的穩定，以王導為領袖，開始舉辦國家的第一次清談討論會，據《世說新語·文學》記載：

殷中軍為庚公長史，下都，王垂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垂相自起解帳帶座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垂相與殷共相往反,其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垂相乃嘆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

在這次清談會上，王導邀請了殷浩、恆溫、王廞（xin）、王述、謝安等人一起共談析理，這些人均是清談之風中的中幹力量，而且是朝中的重要臣子，大臣們一起閒談品評，便成了一種被朝廷認可的文化現象。此外，三國·魏時的魏武帝研究“天道”，簡文帝司馬昱“好為清談”，曾多次參加清談會議，社會統治者對“清談”的認可，彰顯了一種政治風氣。

東晉時期，以王導為代表的政治領袖均喜愛清談，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僧侶百姓，皆參與清談的討論，社會各個階層的參與壯大了清談的隊伍，也使魏晉清談文學發展輝煌，出現了謝安、孫綽、許詢等清談詩人，開創了清談文風。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循是東晉時期精通玄釋文化的清談文人之一，他常常能夠拔新立意、將玄學與佛學交融起來豐富清談內容，在這段話中，他舉了莊子的《逍遙遊》的“超然自由”，白馬寺的佛教觀的“空靈縹緲”，玄學與佛教融合一起使得清談內容更加繁榮。這段記載意在說明，佛教對玄學的融合，擴大了文人閒談的內容，壯大了兩種文化的碰撞。

東晉文人經歷了社會的動盪，開始安定下來，在玄學和佛學合流的環境下，過上了富足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他們沒有像阮籍、嵇康一樣鄙棄功名，厭惡統治者，而是追求一種精神寄託，過著“身在朝野，心在田園”的瀟灑生活，主張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是對官場黑暗的逃避，也是明哲保身的聰明舉措，而“清談”治國的方式可以一箭雙鵰。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以前看過一篇文章，說是這些士大夫們不滿當時黑暗的封建政治，所以空談避世、遊離於世俗之外；也就是說，這些清談家都是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世外高人。

筆者只想送給上述說法一個字：呸！魏晉南北朝的士人之所以坐談空苦、不幹實事，是因為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關心家族利益過於政權安危，在意個人得失遠超百姓疾苦。為了避免給自己的利益帶來負面衝擊，他們選擇了“清談”這種名利雙收的處事模式。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相對清正的外戚聯合朝野的士大夫階層，與宦官針鋒相對、激烈對抗。他們多次向皇帝上書，請求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同時也得到了民間的大力聲援。

但所謂諂諛易合、正直難親，相對於士大夫階層，皇帝更加信任身邊的奴才——宦官。在漢恆帝時期，大量官員因此被貶、被捕、被殺，並被稱為“黨人”，即結黨營私。到了公元167年，漢恆帝終於大赦天下，許多被禁錮的黨人恢復自由，但從此貶回鄉裡，終生不得為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漢靈帝即位後，這一情況仍未得到改觀，甚至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大量官員、士大夫被誅殺。直到黃巾起義爆發後，出於對政權穩定的擔心，漢靈帝漢才大赦天下，免除了對大部分黨人的禁錮。

而為了躲避宦官的迫害，那時的很多士大夫不再參與政治，轉而醉心於“清談”，即不談俗事（國事、民生、執政之道等），只聊關於老莊之術的相關理論問題，並進行邏輯分析、辯論，直至分高下。

但隨著東漢大亂的到來，這些士大夫們身上的“迫害”隨之消失了。

此後，隨著董卓進京、朝政旁落，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門紛紛擁兵自重，他們聯合當地豪族，各自為政，拉開了軍閥割據、連年混戰的時代大幕。

而熟悉三國的朋友們都知道，當時的各股軍閥，背後都離不開當地世家大族的認可和支援，無論是袁氏，還是江東孫氏，乃至曹操、劉表等等，實際上都是一方豪強的利益代言人。此時的士大夫階層，終於一躍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再也不用遭受宦官的欺壓。

隨著魏明帝曹睿去世，何晏、鄧颺等人輔佐曹爽掌握朝政後，再次將清談推向了新的高峰。史書稱，何晏、鄧颺沉迷老、莊之書，整天和夏侯玄、王弼等人“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

這些大佬們的行為，看似無比高雅、風輕雲淡，還可以遠離國計民生大事的折騰，極大契合了文人的心理；更何況，通過這種活動，還能結識同道中人、開啟飛黃騰達之路，於是瞬間在士大夫階層中激起了巨大反響：

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複製焉。

那麼，你以為竹林七賢都是不理俗事、超然物外的清高之人？剛好相反。這些人絕大部分身居要職，甚至是僕射級別的朝廷肱股之位：

山濤比較優秀，他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長期主管官員選拔，成了晉武帝司馬炎眼前的紅人；

阮咸，則先後擔任散騎侍郎、始平太守，也是高階官員；

向秀，也曾任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王戎出身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世襲父親的爵位、一出場即驚豔，其後更是當過刺史、吏部尚書、太子太傅、中書令、尚書左僕射等高官；

阮籍擔任步兵校尉，享受了司馬昭的多次保護。

只有倆人比較例外。一是嵇康，山濤曾舉薦他擔任吏部侍郎，但這位老兄卻以故意侮辱商湯、周武王來體現自己對朝廷的不屑。當然，這屬於赤裸裸的找死，司馬昭痛快的滿足了他。而劉伶曾在王戎幕府下任參軍，後來因為工作表現差勁被罷免，其後他可能對工作產生了恐懼，多次喝酒避免徵召。

王戎貴為三公，卻從未在匡扶朝廷、安撫黎民等方面進行過哪怕一絲的努力。他熱衷於遊山玩水、點評人物、進行辯論。至於提拔官員，他只採取一個標準：是否有名。同時，他還有一個最大的愛好：經商。家族產業遍佈全國各地，他甚至不厭其煩親自記賬；為了避免自家的優良李子品種外流，他讓人把每個李子都鑽核後才出售。

山濤則熱衷於佔地。公元267年，他被人以侵佔公田之罪舉報，但晉武帝司馬炎竟然對此一笑了之。公田都敢佔，老百姓的田會是什麼下場？

後來，王戎的堂弟王衍擔任尚書令後，他完美繼承了堂哥的作風，視曹魏時的何晏為精神導師，將清談發揚到新的境界，以至於當時的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

而在八王之亂的過程中，這些身居要職的清談家普遍採取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隨波逐流，沒有對匡扶朝政進行過任何努力。甚至在匈奴人劉淵起兵、各地戰亂頻發之際，王衍首先考慮的仍是家族利益，他以職務的便利，安排弟弟王澄為荊州都督、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以實現“足以為三窟”的目的。

公元311年，東海王司馬越在討伐匈奴劉淵的途中病死，將十萬大軍交給了王衍。但後者卻放棄平亂，轉而護送司馬越的靈柩返回東海國。不久後，他們一行被羯族將領石勒追上，晉軍十餘萬將士被方“圍而射之”，沒留下一個活口，王衍等官員被俘虜。

接下來，石勒與這些西晉大員侃侃而談，研討西晉衰落的原因。王衍發揮嘴炮本色，全程強調自己對官場毫無興趣，這事與自己無關。

但石勒不是清談家，不會被這一套忽悠，他這樣回覆王衍：

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石勒雖出身奴隸、文化水平不高，但這句話沒有說錯：天下被破壞，不怪你們這些人怪誰？其後他甚至感嘆：“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其後命人把王衍等人砸死，留了一個全屍。

這應了一句話：空談誤國。將個人與家族利益凌駕於全體利益至上的清談家們，對魏晉南北朝的亂局負有頭號責任。

晉武帝一統天下後，整天宴飲遊玩，貪圖享樂，沒有了任何追求，後宮人滿為患，宮女數量多達萬人，於是就讓羊拉車，羊停在哪就在哪裡吃住，宮女們為了吸引羊車過來，就在地上撒上鹽水，門上插著竹葉。統治者的這種作風也就代表了社會的風貌，因此成了貴族們的常態。

世家豪門，攀比成風，每頓飯花費萬錢，其中最有名就是石崇和王愷鬥富，王愷用絲帛圍起40裡的甬道，石崇就用錦緞圍起來50裡的甬道，後來有一次王愷讓石崇鑑賞一塊珊瑚，石崇居然用玉如意把珊瑚敲碎，然後讓王愷到自己家裡去挑選所有的珊瑚，雖然這兩位生活奢靡，但是確實是治世的能臣，最後石崇因為太過富有招來殺身之禍。

每當經濟繁榮，社會都會出現樂極生悲的現象，上上下下的官員放縱自己，有一位文人寫了一篇文章來抨擊社會，說到錢外圓內方，就好比這宇宙天圓地方，錢無所不在，無所不通，因此被稱為孔方兄。錢變成了神一樣的存在，無論是文人士大夫還是清談之士，一提到錢就各個笑逐顏開。

官員借清談逃避禍亂，裝點自己名士風度。清談之風盛行，文人士大夫流行談玄，崇尚自然，貶低名教——越名教而任直自然。本來該忠於職守的官員，卻把勤務認為是可恥的行為。

曹操打擊士族豪強勢力，孔融、楊修等名士相繼被殺，其子曹丕時代九品中正制正式確立，這個制度最後確立了家族式的官員選拔制度，士人階層都是這一制度的人員。當官問題解決了，就要乾點事情，但是緊接著曹氏家族和司馬家族爭權，官員需要站對位置，一些官員因為站錯位置被殺。這造成了許多官員不願再涉足政治，因為官員的選拔是在這一層次，這些人要遠居避禍，但是名聲又不能不保持，於是就不談政治而專言玄理的清談。總之，士人就是又保住官員選拔渠道，又要保住名聲，因此這件事情就在士人流行開來，最終主要士族都在南朝被各種運動中消耗掉了。

南北朝時候，士人必須是世族，大家世族才能入士。世家大族有錢，不愁吃喝。

酒足飯飽研究文化，自然就淡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