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現在中國人民買房難，在古代，住房也是最讓國家重視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但是適合居住的土地面積少，所以住房成了人們生活當中的一個困難問題。古代官員對於住房更是有著高標準，政府也制定和更改過很多措施，以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但很多中低收入者仍然買不起房，而官員的住房，更是歷代政府都很重視的問題，那麼古代是怎樣解決官員住房問題的呢?

官員的住房名叫“官舍”。為了辦公方便，官舍與官衙常常連在一起。白天在官衙辦公，晚上回官舍住宿，年復一年，天天如此，理當如此在官員們看來，自己是“朝廷命官”，國家理當解決官員住房。秦王朝建立之後，忙著清理戰爭遺蹟，解決好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等重大問題，來不及考慮管員住房問題，秦王朝就垮臺了。

劉邦建立漢王室之後，官員住房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向全國發布了《同安輯令》。其中規定：凡是列侯這一級官員，都發給官印綬帶，賜給寬大的住宅;俸祿兩千石的武官，可以遷居首都長安，賜給差一點的住宅。這是給予開國功臣的住房待遇，同時也給一般官員解決住房。《漢書.何並傳》載：“(何並)性清廉，妻子不捨官舍。”是說何併為官清廉，不讓老婆孩子到他的官舍。不用說何並是有公房的。《漢書》卷九十三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侍中董賢為了變現自己，節假日也不回家，漢哀帝大受感動，“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把其妻搬進董賢在宮中的住所。從這兩個例子來看，西漢至少在中後期，管員有了居住的公房，而且家屬也可以進來住上幾天。

隨著社會的發展，官員越來越多，官舍建設速度跟不上管員數量的增長，於是出現官多房子少的問題。《後漢書》卷二七載：太中大夫張湛“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太中大夫食祿千石，常伴皇帝左右，像皇帝身邊的這種人，還要等候房子，可見官舍到了何等緊張的地步。另從《文獻通考》卷四十七記看，漢晉時全國管員總數約為7000人，隋朝後擴大到12576人，唐朝膨脹至18805人，其中在首都當官的就有2620人。怪不得顧況對白居易說：“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其實，當時的長安不僅米貴，住房也是很緊張。可以相見，兩千多名居住在長安的管員，大都有了老婆孩子，還有奴僕雜役等等，需要解決多少房子?

官舍如此緊張，是必須解決的一大難題，大唐政府從改變衙舍建築的格局入手，將辦公的地方和居住之處分為兩處，衙門原地不動，管員住宅建在外城。從史料記載來看，先後共建起108“坊”。這樣，管員家屬不能再住公房。不過，在辦公區域仍然有管員單身宿舍，主要為管員值班之用，也適當照顧單身的年輕管員。同事，朝廷對那些德高望重，為國家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大臣，在住房方面實行特殊政策，允許他們住在官舍，如果管員調動或者或者退休，還要辦好住房交接手續。比如，唐玄宗批准宰相李日知退秀，這位老臣“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很快找了別的房子，很痛快的就退出了公房。

住房改革以後，那些拖兒帶女的官員，如果在長安城裡沒有老家，就要自己建房，那些經濟緊張的人就只好買“二手房”了，官員們從此有了自己的私房，既解決了管員住房緊張的問題，又大大減少了國家對官舍建設的開支，取得了官舍改革的成功，因而被後來的朝代效仿，不再為官舍的緊張而頭疼了。

宋朝時期，朝廷在京都和各地州府，設有管理公房的專門機構。在京城開封做官沒有私宅的，不論是誰包括那些高階官員，都要租房子住，《宋史》卷二七五記載大將軍劉福，他的幾個孩子勸他蓋大房子，劉將軍為此大發脾氣：“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堅持不造房子，仍租房子居住。結果劉福眼睛一閉，他的兒孫差點流浪街頭。《宋史》卷二八七還有這樣的記載：副宰相楊礪，位高權重，照樣沒有自己的房子。他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楊礪是在陋巷裡租房子住，以至於皇帝的轎子都抬不進去。堂堂副宰相混到了這種地步，可見宋代宋代官員住房是怎樣的情況。

奉政第一般是奉政大夫住的地方，奉政大夫是散官，一般是隻有職位沒有實權。

“奉政大夫”作為文散官名，始於金代。至清代，凡正五品官員，概授奉政大夫。由於誥封奉政大夫的條件是正五品官，其實際職務應該屬於“州”一級。‍

奉政大夫屬於文職散官，其職務高低要看他的實際職司，與“奉政大夫”本身無關。早期的官員分為有實際職務的“職事官”和有官名而無職事的“散官”。散官，顧名思義，即“閒散之官”，或吃俸祿不一定幹事，或以高級別的散官兼任。

明朝開始時封奉議大夫，後來升為奉政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