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有兩個小問題。①宋仁宗的慶曆新政是哪位大臣主持的；②范仲淹是如何化解兩次危機的。這兩個問題之間沒有因果關係，因此分別回答這兩個問題。

慶曆新政是由誰支援的

慶曆新政的實行離不開領導人物，那麼慶曆新政是誰主持實行的呢?從目前的史料記載來看，范仲淹是慶曆新政的主持者。也是這場新政的發起者，范仲淹為什麼要發起這場新政呢？這裡面有內因外患的原因，內因就是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北宋建國以來，官員人數激增，當時有人說“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州縣沒有以前朝代多，但是官員卻比以前的朝代五倍還要多）。外因就是慶曆三年（1043年），宋朝對西夏用兵，三戰皆敗，全華人心浮蕩。外因內困導致內部動動不安，國家安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猶如山雨欲來之勢。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丞相范仲淹聯合富弼，韓琦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同年（1043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摺呈給宋仁宗，要求進行改革，並將《十事疏》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宋仁宗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十事疏》包含三大類十條，分別是：

澄清吏治

明黜陟：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抑僥倖：嚴格恩蔭制，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精貢舉：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主多者儘先差補。均公田：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

富國強兵

厚農桑：由政府幫助人民興利除害，如開渠河、築堤堰。修武備：主張恢復府兵制，先從近畿實行再漸及諸路。減徭役：主張省並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其地人民的徭役。

厲行法治

重命令：針對朝廷過去頒佈的法令“煩而無信”的弊病，提出朝廷今後頒行條令事先必須詳議，“刪去繁冗”審定成熟後再頒行天下，一旦頒行，必須遵守，不得隨意更改，否則，要受到懲處。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除此之外，必須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就不會發生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范仲淹《岳陽樓記》

但是這場行政並沒有維持多久，和歷史上其他新政一樣，新政最終以失敗告終。由於新政淘汰了一大批冗餘官員，並且肅清了官場的歪風邪氣。新政不可避免的對部分官吏和商人構成了協議，同時守舊派不思進取，安於現狀，新政也觸犯了這一批人的利益，於是一大批人攻擊范仲淹等新政支持者，當時的守舊派代表夏竦刻意製造范仲淹結黨營私的謠言，設定偽造一封石介生前寫給富弼的密信，信裡說要廢掉仁宗，並造謠說石介是詐死，早已經逃往契丹。對此宋仁宗半信半疑，搖擺不定。最後仁宗對於改革失去信心，新政在一年四個月後就偃旗息鼓，范仲淹被迫罷參知政事。慶曆新政最終以失敗收場。慶曆新政從慶曆三（1043年）年9月開始，到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結束。歷時一年四個月。

范仲淹如何化解兩次危機

范仲淹的兩次危機處理是他在杭州任職的時候發生的事情。北宋皇佑元年（1049）正月，離慶曆新政結束已經6年，61歲的范仲淹從河南鄧州調任杭州知府。皇祐二年（1050年）兩浙路（兩浙路是北宋時期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蘇省南部的蘇錫常鎮四市和上海市）遭受大饑荒，餓死了很多人，當時道路上都有很多餓死的人，饑民被迫逃離家園外出乞討。當時朝廷不得不下詔令“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兩折的災民，男女不能存活的，任何人都可以收養，收養之後不能再次回來認領）。由此可見當年兩浙地區遭受災荒的嚴重程度。

當時的杭州知府范仲淹，除了用以往發粟救濟之常規措施救災外，又創造性地實施了被後世譽稱為“荒政三策”的救災方略。

所謂“荒政三策”，一是大興公私土木，即加大基本建設投資強度，從而解決了大量饑民失業流離之苦；二是縱民競渡，即發展杭城旅遊業，增加社會就業；三是提高穀物價格，讓各地商賈爭相運米來杭，從而確保了杭州的糧食供應，一旦供大於求，價格自然回落。荒政三策一改以往的被動救荒為主動興利，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效果。從而保證了杭州府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史載：“是歲兩浙惟杭州民不流徙”。

範公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