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時期的政治形態，跟中國東周時期的政治形態比較相似，國家都處於封建割據狀態，而君主也都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那為何日本天皇能透過明治維新而再度掌權，而周天子卻始終無法再拾權力呢？

首先，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並不一樣。日本幕府時期的分裂，只是在行政與軍事上沒有得到統一（在行政上，政出各藩；而在軍事上，各藩的藩士也只效忠於各藩的藩主）。但在語言、文字、宗教等其他領域，日本各藩都是一致的。且日本在幕府時期之前，經歷過很長時期的國家統一，有民族與國家統一的記憶。

幕末時期，在面臨西方勢力入侵的危機之下，更觸發了日本的民族危機認識，日本各藩的有識之士都呼籲政治變革。更有許多藩士在尊王攘夷的思想感召之下，不斷宣稱脫藩而成為浪人，形成了以日本天皇為中心的新興政治力量，漸漸衝破了舊有的藩國體系。明治維新運動，本質上就是以“王政復古”為旗幟，而實現日本近現代的統一。對比西方史，日本在其民族國家統一的步伐上，與西方同為封建體制的德意志、義大利等國基本同步。

而周王朝時期，各諸侯國的語言、文化、度量衡等方方面面都不一樣，且在周王朝之前也沒有實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故而，在周王朝時期，天下並沒有能形成統一的國家、民族認同。而中國真正有統一的國家、民族認同，實際上是到了西漢王朝的中後期（頒行推恩令之後），這也是中國現今主體民族以漢族自稱，而不以周族、秦族等其他族名自稱的原因。

再則，周王朝時期，天下各地對周天子的認同度，也遠遠沒有日本對日本天皇的認同度高。幕府時期，日本天皇雖在政治上被完全架空，但名義上的最高統治地位並沒有動搖。在日本的歷史上，也唯獨只有平將門一人在造反的時候，曾自立過皇號，而日本的其他權臣或地方大名卻從未僭越過天皇名號。因而，日本各地對天皇的家族統治是高度認同的。

而周王朝雖名義上是天下共主，但實際上認同度並沒有那麼高。至今，湖南、湖北一帶（荊楚）的方言中，還有“不服周”之說。周王朝時期，東方、南方的夷、商等殘餘部落，反周的情緒普遍高漲，對周王朝的統治，也並不服氣。故而，南方的徐、楚、吳、越等國，先後都僭越王號。

而至戰國時期，中原的魏國最先稱王，其後，魏齊在徐州相王；再後，五國相王（魏、韓、趙、中山、燕），天下稍有實力的諸侯都已稱王，周天子的政治權威徹底淪喪。而至戰國後期，稱王已經不能滿足諸侯的野心，如秦昭襄、齊愍就曾互尊帝號。諸侯為侯，周天子是爸爸；諸侯稱王，周天子是兄弟；而諸侯稱帝，則周天子淪為兒子。周天子的政治權威不斷淪喪，當然也就不會有人再以此為旗幟，匡扶周室。

第三，周王朝與日本天皇，在兩國的地位也不同。日本的皇室，被稱為“萬世一系”，雖然在實際上並不可能有那麼久遠。但是，據日本有史記載以來，日本皇室的家族譜系的確沒有斷絕過，而始終在一個家族譜系中傳承。

而周王朝的統治，卻是透過推翻殷商的統治而來。故而，在天下諸侯看來，和尚摸得，我又如何摸不得？君權也並非那麼神聖、不可觸碰。

第四，日本天皇不但在世俗政治上具有權威，而在宗教信仰領域更有不容估計的力量。日本是神道教的國家，日本天皇被認為是天照大神的後裔，而天照大神是神道教中的最高神。故而，日本天皇不但擁有世俗政治的權威，也擁有精神信仰領域的權威。二戰之前的日本天皇，一直被視為神，而集君權與神權於一身。

而周王朝的統治，本質上只是一種宗法親緣政治。而在宗法制下，血脈越疏遠，對周王室就會越疏離。用李斯的話來說，就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在對各自國民的影響力上，周天子在周王朝的影響力，遠遠沒有日本天皇在日本的影響力那麼大。

日本天皇有擁皇派，特別是昭和好像是叫裕仁吧，他特別有心機，知道培養自己的勢力，在一個日本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沒有分封制，之前結束戰國時代，天皇沒有掌權，是幕府制，但是也沒有分裂，也沒有廢除天皇，明治維新，日本的天皇利用各個的政治勢力重新掌權是不難的。但是周王朝就不一樣了，分封制，各自的諸侯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最主要的還有一個烽火戲諸侯的典故，導致周天子的滅亡，雖然最後又重新建立周朝宗室，但是威嚴已經不復存在，隨著各個諸侯的自身發展，勢力不斷強大，甚至超過了周天子的勢力，也就沒了朝貢，更沒把周天子放在眼裡，周天子沒錢，養不起自己的軍隊，更別說發展了，自己的地盤不斷地縮小。這時的周天子是正兒八經的擺設，還沒有人支援自己，所以說周天子只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周天子也很不容易。就因為烽火戲諸侯，滅了自己的威嚴，誠信。在掌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