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在2016年寫過一篇部落格《宋襄公的言行是仁義還是太傻？》宋襄公，宋桓公次子，子姓，名茲甫（？－前637年），《史記》中說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時宋國第二十任國君，在位於前650年至前637年。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兒子，宋成公的父親。 宋襄公的言行是仁義還是太傻？

一、讓國之美，平等精神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2年），茲甫的父親宋桓公病重。按照當時的嫡長子繼承製，茲甫本應是繼位之人，可是茲甫在父親面前懇求，要把太子之位讓賢於庶兄目夷，還說：“目夷年齡比我大，而且忠義仁義，請立目夷為國君吧。”

於是，宋桓公把茲甫的想法講給目夷聽，目夷聽後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說："能夠把國家讓給我，這不是最大的仁嗎？我再仁，也趕不上弟弟啊！況且廢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為了躲避弟弟的讓賢，目夷逃到了衛國，茲甫的太子之位沒有讓出去。

為了權力手足相殘，玄武門刀光劍影每每想及，總懷疑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性的份量。當看到宋襄公的讓國之美，一絲安慰：看到了人性之光，看到親情之美。更難得的是看到宋襄公的平等精神：什麼嫡出、庶出，兄弟生而平等！他是哥哥又有才有德應該讓他當太子。

二、泓水之戰，守規則重人道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領兵攻打鄭國，鄭國向楚國求救。楚國派能大將成得臣率兵向宋國國都發起攻擊。宋襄公擔心國內有失，只好從鄭國撤退，雙方的軍隊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約在今河南省柘城縣西北）相遇。

楚軍開始渡泓水河，向宋軍衝殺過來。目夷說：“楚兵多，我軍少，趁他們渡河之機消滅他們。” 宋襄公說，“我們號稱仁義之師，怎麼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軍過了河，開始在岸邊佈陣，目夷說：可以進攻了。宋襄公說：等他們列好陣的。等楚軍布好軍陣，楚兵一衝而上，大敗宋軍，宋襄公也被楚兵射傷了大腿。

宋軍吃了敗仗，損失慘重，都埋怨宋襄公不聽公子目夷的意見，宋襄公卻教訓道："一個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戰時不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同時也不攻打頭髮已經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當作戰時，並不靠關塞險阻取勝，寡人的宋國雖然就要滅 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沒有布好陣的敵人。"

宋襄公的言行是仁義還是太傻？

司馬遷對宋襄公的評價是高的，對他的仁義是肯定的：“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然而後世的華人崇尚謀略，在兵家看來，蔑視一切規則就是規則，對宋襄公這種戰爭中的守規則、重人道是很排斥的，都不理解他的做法，覺得“他怎麼這麼傻”？ 毛澤東就曾經說過：“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也有網友說：在古代，打仗原來是貴族的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是貴族的事。在宋襄公時代打仗要麼步戰，要麼車戰。而主要的還是兩軍將領之戰。西方一直到拿破崙時期，都還是擺好方陣打。泓水之戰，宋襄公要的就是像電影《角鬥士》中那種方陣對方陣、投槍對投槍、短劍對短劍地認真拼殺。

據說西方的契約精神源於古希臘，發達的商業交易需要規則。中國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各方利益之爭，其實也需要規則。我們已經從宋襄公禮讓兄弟的平等精神，在戰爭中堅守規則的表現，發現契約精神之濫觴。假如當時各國都遵守規則，不斷協商改進規則，是不是也有可能形成聯邦制的大國？不過後來規則被丟之如破履了，謀略大行其道，並且謀略被暴力附體，就一直勝王敗寇了。

宋襄公是個很仁義的人，很多人也很佩服，但仁義要放在什麼地方用真值得商榷！仁義要看對誰？什麼時候適合用？對自己的臣子和國民施仁義沒問題，兩軍對陣給對方機會那不一定是仁義。

宋襄公肯定想我對你仁義你也應該對我仁義吧？不然，春秋戰國時期恰恰缺少這種仁義，不然孔子也不會周遊列國到處推行仁義禮智信。宋襄公願望是好的但對方不領情，最終造成泓水之戰的悲劇。就如今天我和美國的貿易戰，我們讓步他認為你好欺負，人與人之間可以行仁義，國與國之間就可能是你死我活。

所以做事有三要點：1.看對方是誰！如果對方就想置你於死地你還仁義啥？如果對方抱著善意而來要你也同樣對他。

2.看當時的環境和場合！國與國之間交戰就是為了佔領為了搶地盤，本來佔據地利結果給對方機會自己反而被動。如果是別的情況就另當別論。

3.看後果，這樣的仁義帶來的後果是宋襄公一年多之後就死了，還背上一個愚蠢透頂的帽子。如果當時能審時度勢的處理這個問題也不至於出現如此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