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長之地稱之為華夏，我們自稱華夏民族，可見，夏在商之前是正統，是統治者，是很自豪的宣示。春秋戰國時期的片言隻語也多次提到過夏。

商是個文字成熟的國家，如果代夏而立，必然會有記載。

現在各種揣測都沒有多大歷史根據。比如三星堆，高度文明卻淹沒在歷史中，原因就一個，沒有文字。

商之前中原大地乃至中國境內，有多處有城市卻沒有文字，有青銅或者少量青銅的文明。夏是期中一個比較大的文明。夏是城市或者部落或者是部落聯盟的首領。

商和夏不是繼承關係，是各自獨立發展的文明。商自認是統治者，是文明的源頭，中間又相隔數百年上千年，所以夏在各地有傳說卻沒有記錄在商的歷史中。

華夏曆朝歷代都將歷史看得很重要，任何一個被確認的王朝都有明確詳實的典籍記載。唯有夏朝，至今出土的所有遺址中都沒有明確的記載，無論是夏朝的遺蹟還是距夏最近的商朝都沒有，這也是夏朝不被多數學者承認的原因。現在學術界一小部分人認為，夏朝的存在或許並不是故老相傳的那樣，而是由商朝做過手腳。目的是為了維護商朝奪得天下的正統性和合理性。我們至今在歷史書上能看到的是，夏禹傳啟，公天下變為家天下，夏桀殘暴，商湯滅夏。按理說，這是很正常的權力變更，商朝史官應該會有詳細記錄，歌功頌德的。可是已出土的商朝文獻中，並沒有這方面的相關記錄，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商朝的天下得來的或許“不太光明”， 因此，他們將上古部落中最大的一支（西邑）滅了以後，將“夏朝”賦予它們。當然，這也只是少部分學者的想法，至今學者們都在盡力破解未詮釋的甲骨文和尋找夏朝遺蹟中的文字記錄。

西邑就是一一夏朝，商朝滅夏後是在東邊另建都城，稱"亳邑″，"淹亳邑″，甲骨文是商朝的卜辭記載，不是商朝官方史冊，至今也沒找到或發現史冊，可能記錄錄在竹簡或木板，等不好儲存下來的物質上，早已朽成粉味了，所以找不到。甲骨文上多次出現"西邑″，因為是在商城亳邑西邊，才稱:西邑的。尚書中記載"西邑一一為夏″，這是同甲骨文相護印證了。清銅鼎上刻有一週"蟬″的圖案，蟬代表"夏″，蟬是夏朝的:"圖騰″。應該是個會意字。我是看到這些東西，也聽過部分專家這樣講過，所以認為有點道理，就是這麼一回事。

臺灣著名古文字學家蔡哲茂發表《夏王朝存在新證——說殷卜辭的“西邑”》一文，結合清華簡《尹至》《尹誥》以及卜辭的材料指出“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辭中已轉化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靈，可以說明夏王朝的存在。清華簡《尹至》稱夏國或夏都為“西邑”，亦即《尹誥》所見“西邑（夏）”。或許在大多數研究者看來，夏朝的存在是無需懷疑或過多論爭的問題，故清華簡中有關夏史的記載並未引起過多重視，蔡氏則首度將其與卜辭相聯絡。在此之前，蔡氏已經指出卜辭中與伊尹合祭的“（女蔑）”當讀作“妹”，很有可能即夏桀元妃妹喜，如此一來，妹喜作為歷史人物、夏作為商之前的王朝也可以得到證實。新出簡帛文獻不但可以為甲骨文、金文的考釋（包括字形與辭例）提供新的線索，也可以為揭示甲骨文、金文中的古史資訊提供重要線索，有待我們深入抉發。譬如清華簡多篇與伊尹有關的文獻可以進一步補充蔡氏對卜辭所見伊尹行跡的考釋，再如蔡氏結合清華簡所見“西邑”探討卜辭中的“西邑（夏）”，亦是著例，畢竟直接依據清華簡論證夏朝的存在與依據清華簡的線索在殷墟卜辭中落實“西邑（夏）”的論證效果不能同日而語。這也啟示我們，過去在甲骨卜辭中找不到“夏”或者誤釋“夏”，很有可能是商人並不管夏叫“夏”。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卜辭是很特殊的文體，即便甲骨卜辭沒有“夏”的痕跡，也不能否定夏朝的存在。

胡厚宣曾將卜辭所見“西邑”與“西邑夏”相聯絡，蔡氏則明確指出卜辭的“西邑”即指夏朝。關於“西邑”或“西邑夏”的地望，清華簡的整理者無說。沈建華認為“西邑”指夏都西亳偃師商城，西邑不出伊洛兩水一帶。王寧則認為夏人在東方，主張當時夏桀有兩個都邑，一個是斟鄩，在今山東濰坊，當為東邑；一個在今天的魯西一帶，稱為“西邑”或“西邑夏”。蔡氏反對王寧“西邑”在東方的說法，同樣認為在伊洛地區。以夏朝末代王都在伊洛地區（進而落實到偃師二里頭）的說法代表了目前的主流看法，但從年代、文化因素、文獻記載等方面的線索看，這一看法本身殊為可疑。“西邑夏”的說法，亦見諸《禮記·緇衣》所引《尹誥》，鄭玄注謂“夏之邑在亳西”。《偽古文尚書·太甲上》孔傳亦謂“夏都在亳西”。《尚書·湯誓》孔傳雲：“桀都安邑。”蔡沈《集傳》雲：“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則謂“西邑夏”在晉南的安邑。以晉南為“夏墟”、以晉南安邑為桀都的說法雖尚無明確的考古發現佐證，但頗值得我們重視。